2021年終，有兩大新聞焦點吸引了全國民眾的目光，一是12月18日舉行的全國公民投票，另一就是王力宏的婚變性醜聞。前者是國、民兩黨各自傾全黨之力所進行的藍綠對決戲碼，後者則滿足了國人對演藝人員的八卦心態，無怪乎這兩件事情就成了全國民眾瘋狂追蹤的議題。但是，同樣在12月裡，卻也有一則幾乎無人關注的教育訊息，默默地靜置於在新聞角落，那就是〈康寧大學斯里蘭卡外籍生延畢案教育部16日開會討論〉。
還記得2017年康寧大學透過仲介在斯里蘭卡招收69名學生來台就讀但卻違法超時打黑工的事件嗎？當時舉國震動甚至成為國際教育醜聞，為此，士林地檢署還對康寧大學時任校長黃宜純、國際處處長鈕方頤等6人，依涉犯加重詐欺取財等罪提起公訴。四年過去了，這些斯里蘭卡的外籍學生，在學校無心辦學的情況下，至今仍有18名延畢生無法畢業，這就是上述這則不起眼的教育訊息的始末。
就在12月16日前一天，筆者接到一位康寧大學老師的來電，詳述了這四年來康寧如何棄置這些外籍學生的諸般惡劣行徑，若不是校內多位老師不斷向校方爭取外籍生權益，以及犧牲自己的鐘點時數（學校為逼退教師而多方藉口減扣鐘點，致使學生修習的學分數不足，幸得幾位老師願意超時無薪為這些外籍生補課），那麼現在延畢的學生就不止只有這18位了。但是該如何幫助這18位斯里蘭卡的延畢生順利畢業呢？不是依規定開課、補課就好了嗎？其實並沒有這麼單純，原因就在於這兩年來康寧大學董事會的變革：先是教育部勒令解散董事會、其中台北醫學大學已爭取入主團體董事席次、最後在今年7月12日又遭法院判定教育部敗訴而回復康寧原董事會資格。整個過程不僅學校的管理階層動盪，就連學校的行政主管也都望風向辦學。例如在法院7月12日裁定教育部解散原董事會無效之前，學校行政主管以台北醫學大學入主有望，尚肯盡心維持學校的基本教學運作，但是在7月12日之後，卻以董事會變動而推翻在這之前的多項辦學承諾。於是，這才有了12月16日教育部出面處理這18位外籍延畢生的協調會議。
在整起康寧大學董事會不斷變革的過程中，筆者機緣巧合而認識了幾位康寧大學南、北教師會的朋友，這才驚覺到：除了「教育部vs.原董事會」、「法院vs.教育部」、「行政主管vs.老師和學生」外，竟然還存在著另一組對立的團體，就是「北康寧教師會vs.南康寧教師會」，甚至因南、北教師會所各自親近的工會組織而演變成「高教工會vs.私校工會」。
以台北醫學大學曾爭取入主康寧大學團體董事席次一事為例，北部校區的教師會因招生不若南部校區的老師那般迫切與壓力，尚能在生存猶有餘力的情況下，與高教工會合作，主張大學自主、反對中信金等財團以團體董事的席次入主康寧大學（優點是崇尚大學理念，反財團的營利教育模式，但缺點是面對愈來激烈的生存競爭，資金缺口日益嚴重），其結果就變成了反對台北醫學大學的入主，且後來更變相被指是「原董事會人馬」；南部校區的教師會就不同了，在過去十多年來的生存競爭壓力下，老師們早已成驚弓之鳥，對自己的生涯及對學校的未來均有著極大的不確定與不安全感，在私校工會的協助下，理念上就比較務實，故對財團入主一事，抱持著「最後一博」的努力，希望能藉著財團的進駐，引入雄厚資金以助學校能安然度過高教少子化的寒冬（優點當然是有財團資金與名聲為號，對招生與生存大有助益，但缺點便在於抛棄高教公共化的理念，以財團管理之名將校產私有化或財團化，即高教秃鷹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