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劉相識則要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他們同在北京讀中學，同為「紅二代」，各自的父親又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中學時期，習近平和劉鶴共同遭遇文革，二人響應「上山下鄉」，分別去陝西、吉林當知青。文革過後，習近平從河北正定縣開始了自己的官場生涯；劉鶴則進入中國人民大學讀經濟學，此後一直在經濟部門擔任研究型職位。
劉鶴還曾赴美國攻讀工商管理碩士，1995年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獲公共管理學位，這在同齡官員中較罕見。
習與劉，一個在各地政府不斷調換，主政一方，一個在中央的經濟部門，搞政策研究；一個不斷升遷直至中南海，一個長期職級沒有變動。
不同路徑，歷經40年，在中共十八大後又交匯在一起。彼時，習近平剛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就南下廣東考察。因為和1992年鄧小平南巡路線相似，又重提「改革開放」，中國官方媒體將此行稱為「新南巡」。新聞畫面中可以看到，劉鶴出現在習身邊，全程陪同。
「新南巡」的信號在一年後見分曉，2013年11月，中共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其中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劉鶴被認為是這個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的參與者。但外界不少人認為，這個龐大計劃在其後四年執行得並不理想。
這份改革文件與劉鶴的經濟主張有一致性——
一方面，文件中將曾經「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改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被視為是對市場經濟理念的靠攏。劉鶴就在公開講話中稱，中國的服務業存在著嚴重的進入壁壘，現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礙正常的價格競爭，解決增長的問題的關鍵就是反壟斷，鼓勵競爭；他還提出，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的關係逐步發生變化，企業家階層開始成長並且發揮重要作用。
樸之水對劉鶴的這些觀點「強烈同意」，各種政策壁壘深刻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活力，如果不能構建「平等的競技場」，那麼經濟發展的後勁無從談起。
另一方面，文件同時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地位」。
「黨的領導是改革的核心」也是劉鶴的一貫觀點，比如，劉鶴在論文《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提到，「在一些國家軟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國際金融市場力量往往起到『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作用,這種力量又與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結合，使得當政者處境岌岌可危。」這篇論文2015年被授予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這是中國的經濟學最高獎。
重視市場經濟，又強調黨對經濟改革的領導。這可能令人困惑，但用他自己的話解釋是——「在學院經濟學家圍繞產權和競爭激烈爭論著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區域之間，中國找到了現實存在的灰色區間，在市場化這一根本問題上走出了迂迴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國在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上非常務實，因為兩者最終都是為發展服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