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感，在專家學者身上特別顯著。因為他們自命不凡，自以為可當國師，領導人的接見是對他們不凡的加持。其實，對中共領導人來說，那只是演一場戲。
那幾年，《七十年代》刊登了許多這一類的華裔學者的訪華文章。從辦刊的角度來說，這些文章有一定的新聞價值，但就影響來說，這類文章帶有很大的誤導性。1976年毛死後，四人幫倒台，我們終於對這種誤導作出扭轉。
麗儀說，在文革極左時期，她下放農村，那時鼓勵「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農民去「憶苦思甜」，也就是回憶舊社會的苦，思想新社會的甜，但農民們講到「苦」，幾乎都說最苦是1958年大躍進而導致接下來三年的飢餓歲月。貧下中農沒有按中共的指揮棒講虛假故事，只是講自己的真正經歷。沒有知識的人比知識淵博者更誠實。
在絕大部分的華裔學者訪問中國的文章中，後來較受到《七十年代》讀者質疑的，一是趙浩生，另一是何炳棣。何炳棣是著名的史學家，1975年他訪華時正值全球石油短缺時期，訪華後他撰文吹噓《中國是石油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但沒有真實根據。他後來說當時是受中共領導者之一的姚依林所誤導。也就是說，文章是「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的產物。至於趙浩生，原是新聞記者出身，在耶魯教中文。他那幾年在中國訪問了許多文化人、學者，寫的是對話體的訪談。他多篇訪談內容講當時極左的話題「批林批孔」，是《七十年代》後來引起反感的一批文章。（原文發佈於10月6日）
失敗者回憶錄72：無聊的極左干預
最詭異的是，他的極左報導，有些竟然使當時《七十年代》觸犯了極左禁忌。
相由心生，境隨心轉。我上文所附的三張照片，可以見到一個是一臉正直，一個是一臉自負，一個是一臉世故。最容易產生「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者是知識淵博的自負者。世故的人最善於趨利避害。趙浩生1973年訪問中國，除了寫個人觀感外，還寫了許多對文化名人的訪談，實際上受訪者事前都被當局安排好談話內容，是在他們本行範圍為中共說好話。
不過，最詭異的是，他的極左報導，有些竟然使當時《七十年代》觸犯了極左禁忌。自創刊以來，中共駐港領導層對《七十年代》每期內容都不會過問。尤其是1971年保釣後，《七十年代》獲周恩來青睞，我們更是備受中共駐港高層的肯定和有更多聯繫。但想不到從1974年開始，左派領導忽然對我們不再視為外圍刊物，而是每期內容密切關注，要求在正式發行前先給他們審閱。常在發行前一天，就告訴我有哪一個字眼不妥，要修改。對辦雜誌者來說，這真是一件很頭痛的事，因為雜誌已經印好了，重印除了金錢損失，還耽擱發行時間。中共領導不是我們的老闆，卻是政治的上級，上級要這麼做，也沒辦法。因此，有兩年，每期出版前兩天我都心驚膽跳。雖然雜誌仍然暢銷，但我卻感到極左的干擾不是好兆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