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運的主流派，那兩年紛紛組團訪問中國。除此之外，台灣也有保釣運動，那時台灣的一些反對派即所謂黨外人士，受國際傳媒影響，也有想到大陸去看看的。其中有個別人士通過我與中共聯絡，接受款待。
台灣當時處於戒嚴時期，島內實行黨禁報禁。一些著名的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在台灣都看不到，比如魯迅。台灣報紙雜誌報導中國大陸，都過度醜化，即使是事實，也因為用語而使讀者懷疑其真實性，比如「共匪」「毛酉」等等用語。留學生出國，看到的書籍、媒體不是如台灣國民黨所宣傳的那樣，於是由懷疑台灣報導的真實性而轉向徹底否定，並以此而很容易被中共宣傳或西方「非常有用的白痴」的中國見聞洗腦。
和絕大部分具中國情懷的知識人一樣，我當時主筆政的思想傾向，也是認為「統一」是不容置疑、天經地義的。1972年一位回港任教港大的學者寫了一篇長文講台灣問題，大篇幅批判台獨；其後有一篇文章回應，講「台灣人的感情必須尊重」，但基調仍然是「統一」，只是要以尊重台灣人的愛鄉土感情，和理解台灣人長期受歧視所形成的反外省人統治的感情，去推進統一而已。
即使如此，《七十年代》還是受到海外台籍人士的關注，原因是我們揭露台灣蔣政權的苛政，符合當時台灣人的意向；我們對中國大陸的報導，也是台灣人較少看到的，可能迎合他們的想像。雜誌常被人帶入台灣，受許多人傳閱和珍惜。
那些年，台灣旅美旅歐的學生學者，在訪問中國之後，有不同的反響。我發現，外省籍人士，比較在意中國接見他的領導人的等級，比如問我廖承志是哪一級，也留意中國的政治發展；台灣本省人對大陸本身的發展不那麼關心，他們若被領導人接見，多會關注中國的對台政策，比如是否支持台灣人民爭取自主的運動等等，而所獲印象和他們的期待有很大差距。
不同的反響，使我反思對台灣問題先入為主的觀念。複雜的問題還是不設限地開放討論為好。（原文發佈於10月11日）
失敗者回憶錄74：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二等國民」的說法，其實已經較為溫和，台灣人當年的身份意識，是作家吳濁流在1946年寫的《亞細亞孤兒》。
1972年《七十年代》刊登了一篇《周恩來會見台籍人士側記》，作者與幾位旅美台籍學者一起到中國訪問，並與周恩來長談四個半小時。即使釣運已向統運發展，參加保釣的台籍人士也並不抗拒「統一」，而是探尋中共對「統一」的政策。這篇文章引述一位台籍學者對大陸台籍同胞的現狀表示關切，願見中共政府啟用台籍幹部；又說台灣的本土意識不是「排外」，只是台灣人不願再做「二等國民」。周恩來回應說，若不是他坦率說出這點，他尚不知有「二等國民」的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