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許多家長表示，「雙減」有些過頭了。一些家長害怕公開批評政府，於是把矛頭轉向補教機構，有的甚至將後者告上法庭，然而因為新規對許多機構的業務造成了衝擊，它們無法退還家長預先支付的課時費。
華東師範大學研究員劉鈞燕近期對約3,600名家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許多家長都擔心子女是否能在學校學到他們所需的知識，而如果父母沒有足夠時間或能力接過子女的輔導重擔，接下來該怎麼做，他們同樣感到憂慮。
中國教育部則表示，有些學校以高品質的課堂內容取代了課後輔導，稱這些例子代表了「雙減」的成功。教育部沒有回應記者的置評請求。
為共產黨儲備後備力量的組織——中國共青團也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受訪的50萬名家長中，73%的人表示在「雙減」政策實施後，焦慮情緒較以往緩解。
在學術界被稱為「影子教育」的校外培訓體系也困擾其他国家政府。韓國的補教行業禁令曾延續了20年，政府希望以此減輕家庭負擔、促進社會公平，但由於政策未能顯著抑制需求，禁令於2000年被取消。
2018年，中國政府首次整頓補教行業，但收效甚微。據市場研究機構前瞻產業研究院（Qianzhan），過去大量資本湧入這一行業，催生出一批大型教育企業，「雙減」政策落地前，它們的總市值已超過1,200億美元。
2021年3月，中國国家主席習近平曾說，校外培訓行業是很難治理的「頑瘴痼疾」，承諾將予以整治。沒過多久，「雙減」政策出台。
幾乎一夜之間，在美國和香港上市的營利性培訓機構的市值被這項政策抹去了數百億美元。它們的數十萬員工，包括授課老師都丟掉了工作。有些企業申請轉為非營利機構繼續運營，但大量企業已停止提供培訓服務。
教育諮詢機構格為（Grokwise）聯合創始人詹妮弗·丁（Jennifer Ding）說，她曾幫助學生競爭中國頂尖學校的入學名額，而「雙減」政策讓她砍掉了這部分業務。
「就好像是釜底抽薪一樣。」她說，「我沒料到這次會是如此大力度的舉措，不留餘地，而且實施速度如此之快。」
隨著補教機構淡出人們的視線，家長們開始尋找替代方案。一些曾在培訓機構上過課的老師會在社交媒體上貼出影片，表示他們可以提供住家式家政服務，此時，闊綽人家便會心照不宣地請他們過來同住。其他家庭則會幾家人一起，悄悄聘請私教授課。
有的家長還搭建了一張地下補課網，他們把孩子送往培訓班時，每次只會讓一位家長知曉上課地點，通過這種方式為老師降低風險。
上海的維琪·蒼（Vicky Cang）已開始將11歲的女兒西西（音）送到一家沒有上課資質的晚托班補課，她的私教在這裡租了一處地方，這樣她給八名學生上課時就不容易被人發現。周末時，蒼女士花錢請了一位鄰居給女兒輔導古文，還請了那位英語私教的丈夫給西西補習數學。
「身邊的人還是在上輔導班，」蒼女士說，「只是方式更為隱秘，更麻煩而已。」
家長們說，那些願意私下上課的輔導老師，他們的收費更高了。
至於找不到或是負擔不起更高費用的家長，他們說，他們試圖自己接過課外輔導的擔子，但這並非易事。有的父母說，他們在解釋數學概念時相當費勁。還有的家長想到了智慧型手機，通過應用程式掃描問題，獲得答案。但即便是這類應用程式，最近也被政府叫停。
在成都，楠楠的母親李女士說，「雙減」政策中有一點的確得到了許多家長的認可，那便是取消了小學低年級的家庭作業，對於以往費力輔導孩子作業的家長來說，他們輕鬆了一些。李女士說，曾有家長向監管部門舉報一位老師，原因是這位老師打算布置一項需口頭完成的家庭作業。
李女士說，她聯繫了一些家長，商量是否可以給彼此的孩子組團補課，每位家長輪流負責輔導。
楠楠與專業培訓老師的緣分走向結束。上個月，私教老師給他上了最後幾節數學課。當老師問培訓班裡的孩子們是否會記住她時，她的眼眶濕潤了。
楠楠沒有哭。李女士說，過後，他回看了老師與同學們聊天的影片。
李女士說，楠楠說，她是一個漂亮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