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所謂中壢事件的「相關人物」，我與中壢當天發生的事可說毫無關係。但是以一個青年新聞工作者的角色，與那個時代的主政者以及事件的兩造當事人有過近身接觸；曾經想做些什麼，也的確做了些什麼。置身變局，重大的政治事件總是跟着我，卻因思想意識過於超前，而政治變革的速度總是慢了好幾拍，以致在人生浪潮中起起伏伏。且把這番顛簸的際遇，視為「後中壢事件現象」的一個見證吧。
對中壢事件之報導與決策
中壢事件既然不在採訪組的職責範圍，當然不容我置喙，就由地方通訊組主任及其以上的總編輯乃至老闆決定如何處理了，但是依照當時的慣性，這樣的新聞必有黨部的指示。果然，當晚大概11點的時候，余先生找我們去他家開會，被找去的人有總主筆、總編輯、執行副總編輯、地方通訊組主任，以及我。他也知道中壢事件在新聞上沒我什麼事，但一方面他習慣拉我開會，一方面大概要我知道政治形勢吧。
通常對於這種與我不直接有關的事，我都只帶耳朵與會，保持沉默。他剛換上睡袍，準備就寢，告訴我們今晚協調的結果：黨部正式交代，這個事情淡化處理，最好不要見報，背後什麼原因都不能提。並說，我們就配合吧。
第二天果然，各報都乖乖聽話。時報在第三版做了簡單報導，雖然余先生沒有說一個字都不能登，這個簡單報導簡直簡單到等於一個字都沒登，完全不具實質性，令人看不懂。《聯合報》登的也差不多，沒有「違規」。對於這種所謂「新聞協調」，兩報隔三岔五地會輪流違規一下，誰都別怨誰，這回倒是都挺守規矩，可想而知，昨晚黨部必有一番千叮萬囑。
沒想到過了1個星期，《聯合報》在第三版全版登載了中壢事件的全部狀況，吃乾抹盡得連骨頭都不剩！這讓余先生簡直氣昏，等於被《聯合報》的王老闆擺了一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便即刻召集我們討論因應之策，隔天我們也用全版〔按：《中國時報》11月27日第3版〕回敬了過去。
由於事件本身已經被對手談光了，時報就另闢蹊徑，遍訪黨外人士以及許信良等違紀競選而當選的原國民黨人，這個內容的強度完全不輸中壢事件。從這樣的見報過程顯示，在戒嚴年代，重大和敏感新聞當天的處理，往往要遵從黨部的指示，黨部說不能見報就不能見報。但是在報紙的競爭和報業工作者新聞良知的驅使下，消息的管控也未必那麼順風順水、密不透風，真相的揭露只是時間差而已。
至於當天黨部怎麼進行新聞協調？哪些人參與其事？從余先生親自出席就知道，那是報老闆層次的會議，連總主筆、總編輯都不配受邀！我猜起碼是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親自召集，邀了媒體的大老闆一起開的，等於是傳達中央指令，至於是不是他跟蔣經國有過請示而得到的結論，我不清楚，但極有可能，因為秘書長也不敢擅自作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