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他們一邊注意事情的發展，一邊來回請示參商，否則為什麼會開到那麼晚？從下午事件發生，到晚上余先生開會回來，這當中記者該寫的寫，編輯該編的編，此時編輯台編好的版面早已成形，就等降版。如今余先生一聲令下，回頭編輯台就即刻抽版、換搞，一切重來，緊急應變。
從一場餐會看選前氣氛詭異
有一件事也值得一談。雖然新聞不歸我們處理，但許信良在桃園選得很熱鬧，很多方面開創了選舉的新型態，深受時報這幫年輕人關切。由於相互熟識，選前沒幾天，我就約許信良和吳仁輔，加上時報幾個跑政治、警政線的記者一起吃個飯，當作一次教育訓練，地點在《中央社》對面、松江路上的一家餐廳。
很奇怪的是，到了那一天，從午後開始，我就不斷接到同業打來的電話，千篇一律地向我打探是不是許信良今晚有個記者會？向我確認時間地點。我一頭霧水，不是約好跟時報人吃飯的嗎？怎麼沒經過商量和通告就改成大拜拜了？心裡不免嘀咕他到底在搞什麼飛機！在我終於聯絡上吳仁輔後，他也覺得莫名其妙：「沒有啊，明明就是原來約好的那樣啊，沒有要開記者會啊！」非常納悶。晚上到了餐廳，真的來了一堆記者：「我們收到通知，說許信良要在這邊開記者會，所以我們就來了。」壓根兒沒有一個是老許他們發的通知，費了一番唇舌，他們才散去。
接著大家一陣七嘴八舌，研判定是情治單位攪的局，當他們探知我們要和許信良一起吃飯，不曉得有什麼玄機，就故意通告其他記者，說許信良要開記者會，來聽我們談些什麼。鬧了一場以後，同業們無趣地走了，我們猜想，說不定房間裡、餐桌下被動過手腳，裝有竊聽器。於是大家就跟竊聽器對起話來，故意調侃：「怎樣？聽清楚沒有？」、「記好了嗎？」、「剛剛那句話是XX說的，不是我喔。」ˉ
這件事究竟怎麼回事？到現在還是不真正明白，但可以確定，那個時候的氣氛十分緊張，情治單位對許信良的動靜、對《中國時報》這批「來路不明的年輕人」（據內部消息透露，這是情治單位給周某人這幫人的形容詞）與許信良之間的互動，高度關切，力求掌握，甚至還趁機攪局，把一個單純的飯局搞得如臨大敵，只是未免無聊了些，以至於一個晚上都遭我們恥笑：「糊塗情報員！」
我的職務變動與「後中壢事件現象」
與中壢事件時的情況很不同的是，到了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時，我們總社的記者能參與其事的機會就大得多了，一因在重大事件發生時已經形成總社支援甚至指揮地方的模式；再者，事件後的逮捕和審判多在台北發生。但若要深刻認識到當時情況，恐怕不能不以我的職務變動做為案例，因與當時的環境有密切的連動關係，可視為一種「後中壢事件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