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到2022，俄羅斯社會沉默了
戴維迪斯指出，俄羅斯社會與2014年相比發生了顯著變化。首先，政府全面收緊對社會的控制，擴大對抗議活動人士的鎮壓規模，也加強鎮壓的殘酷程度。其次，新冠疫情嚴峻讓當局打壓違反防疫限制的行為，導致人們越來越難以參加公共集會活動。
「就連最小限度的組織活動都很困難，」他舉例指出，「去年5月，我本人因轉發有關計劃中未經批准和平抗議的貼文，而遭到行政拘留10天。在今日的俄羅斯，沒有一個人可以寫下『讓我們此時在這個地方舉行抗議』，而不必冒自由風險。」
讓俄羅斯人無法不聲援的例外可能是納瓦爾尼。納瓦爾尼是俄國最受歡迎的反對派人物，去年1月在毒劑攻擊事件後返回俄羅斯並被捕入獄，導致大規模抗議浪潮席捲全國。儘管冬季氣溫嚴寒，外出抗議有被逮捕或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成千上萬人還是踏出家門。
「納瓦爾尼於2021年1月回國，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的大規模公眾抗議浪潮，以150起刑事案件和1萬7000人在三天內被拘留而告終。」戴維迪斯說，「從那以後，人們就一直沉默。」
他認為，另一個原因是俄國人上街抗議的初衷改變了，「民眾已經開始將公眾抗議視為展現自己良心的方式。也就是說，人們上街只是因為他們不想因為沒表態而感到羞恥，而不是因為希望當局會聽從他們。越來越多俄羅斯人不再走上街頭，因為完全看不到對當局施加真正影響力的機會。」
俄羅斯人反對戰爭？
但戴維迪斯認為，俄羅斯人即使沒以抗議表態，私底下仍主張反對在烏克蘭的戰爭，尤其在社群媒體上，已經看到許多俄羅斯的反政府和親自由派公開發文呼籲停止戰爭威脅。根據俄羅斯獨立民調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最近的調查，大多數受訪者害怕戰爭、不希望發生戰爭。
最近另一項民意調查也顯示，只有4％的俄羅斯人認為，俄羅斯當局應為戰爭威脅升級負責，約50％受訪者認為美國和北約成員國對此負有責任。他認為，這個問題並不能問出真實情況，「很明顯，很大一部分受訪者只是拒絕誠實回答有關戰爭的問題。沒有理由相信這些受訪者的意見，與同意回答者的意見分佈方式相同。」
「社會學家甚至無法計算出，俄羅斯社會對局勢和潛在戰爭威脅的實際滿意或不滿意程度。受訪者要麼拒絕誠實回答問題，要麼給出他們從電視上聽到的答案，」他解釋道，俄羅斯民眾已經自我審查對於敏感問題的回答。
反對聲音不夠團結，怎樣才能讓人們站出來？
俄羅斯人陷入一種自保的情緒當中，除非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否則不會輕易站出來為他人發聲，戴維迪斯認為，「一場持續多年的局部戰爭，會被習以為常。不僅在俄羅斯，在其他不需要對這種侵略負責的國家也是如此。」
他回憶起蘇聯1979年侵略阿富汗爆發的十年戰爭，並指出當時也存在類似的狀況，「反軍國主義情緒是不存在的，戰爭開始時，我還是一名學生，我記得同學們想參戰，即使棺材開始從阿富汗運回來，人們也只會在家裡討論，但在公共場合保持沉默。」
「俄羅斯甚至沒有釋放政治犯的群眾運動，儘管政治犯是我們的公民，而不是外國居民！」他指出，團結發聲是一種對超越自身利益的事情負責任的能力，近幾十年來，「我們已經習慣於相信，只有對我們自己不利的事情才是壞事。我們不想為他人著想，去同情他人。」
「我認為，戰爭一旦開始，人們可能會大量上街，但很快被驅散，抗議活動就此結束。」他預期人們上街抗議仍會是短暫的，除非戰爭的規模大到影響一般人民，「如果戰爭給俄方造成重大損失，或許才會出現一場反戰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