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統攝現象是民族主義的壯大和傳播。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在其研究中華民國如何發展成獨立主權國的研究中，認為緊接於一九一一年後的一段時期，中國既「無國家」也「無民族」，意即雖然民族國家概念的確存在於中國菁英心中，但不管是國家的形式，還是民族的形式，都尚未被決定或確立。這方面到民國時期有了重大改變。在這一時期，民族認同感較明確。民族在抵禦外侮、建設國家的脈絡下形成。隨著國家持續動員人民抵抗外國入侵，民族有了形狀。這個民族界定過程，是民族建構必經之路，使「中國」成為有意義、具體可感、關乎個人的概念。領土遭外國強權瓜分、占領，也激發了中國的領土觀念，即國家的範圍涵蓋整塊大陸。中國─這或許是中國史上頭一遭─在民族主義觀念下團結起來，以國家名義動員民眾投入國際戰爭。最重要的是，民族主義是使軍力不致潰散的主要因素之一─原本軍力潰散的可能性看起來相當大，尤其是抗戰剛開打時。但中國作為一個概念，並未就此牢牢確立，因為有形形色色的國家打造方案，以不同方式界定、表述民族。而兩個誰也不服誰的建國政黨，都想要一手決定民族的內涵和代表該民族之國家的形式，為此爭鬥不休，中華民族則在此爭鬥中創立、再創立。
這個時期出現許多重建制度、實驗制度的作為，但大部分政府存在甚短，它們的制度改革流於片斷、不完整。北洋政府和軍閥政府的軍事獨裁統治，大多建立在既有的傳統制度上，在教育或軍隊方面有些小革新。軍閥政權通常具排他性、榨取性，不輕易吸收外人進入，傾向獨占權力和財富。國民黨在南京、重慶建立了一黨專制政權，其制度的設立，旨在透過向黨領導階層負責的有效率官僚體系來控制社會、經濟。這是由上而下的統制性體制，榨取社會資源供建設國家之用。排他性低於軍閥政權，但仍把國家和黨的利益擺在私人利益之上，當然也擺在與黨─國無關連的弱勢群體和勢力之上。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另一種的一黨專政體制：以精心掌控並培養的草根動員力量為基礎，透過控制公共論述和懲戒性討伐來建立紀律。溫和的社會改革，在某些方面有益於農村社會，使延安在經濟方面較具包容性。但徵用資源仍是其改革主要目的之一。最後，在滿洲國和中國其他地方由日本人扶植的政權，提出的又是一種不同的制度秩序。這些傀儡政權行事受外部利益驅動。雖然推動開發和工業化，但目的是為滿足日本戰爭需求。制度的榨取性、排他性都很高。此時期留下令人困惑的制度拼圖，各式各樣拼塊之間的拼接並不完全吻合，但這些區域和地區有一共通點，即都由少數菁英統治，他們把社會組織起來是為達自己目的，即使犧牲大部分中國人民的福祉也在所不惜。政治權力集中在一小撮人手裡，主要用來為當權者創造財富和培養軍力。經濟制度具榨取性，因為這本就是這些制度的設計用意；這些制度的建立多是為了榨取大部分人民的收入和財富以造福當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