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有關新加坡政治的討論都圍繞人民行動黨。這樣說，意思有二：第一，政治分析都以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成員、政策、行為為觀察軸心；第二，基於第一點，可以預想，不以執政黨視角為中心的政治分析空間相當有限。
我與許多新加坡人一樣，在人民行動黨治下成長至今。從一九五九年開始，人民行動黨開始執政，自此之後，他們總會占多數得票，贏得選舉。在我們生活之中，人民行動黨的足跡顯而易見。例如，很多小童入讀人民行動黨設立的幼稚園，在其校服之上，印有人民行動黨黨章，學校所授的國家歷史與政策，也以執政黨史史觀與論述為綱。組屋間的基層活動多由組屋居民委員會（Residents' Committees）籌辦，組屋居民委員會從屬於人民協會（People' s Association），人民協會則為法定委員會，多被視為人民行動黨的分支。新加坡主流媒體之立場都親政府，其報導主導了民眾茶餘飯後的話題。過去執政黨政府不斷立法，限制新加坡人的基本自由與政治權利。新加坡以民主政體自居，不過其旨在維持公共秩序之法將示威列為刑事罪行。即使示威只得一人參與，他也要在事前十四個工作天提出申請，以得到警方准許。在書寫之時，有位新加坡社會運動分子正等候法院裁決。他曾在國家法院（State Court）之外舉起橫額（時間之短只夠他朋友拍照）。當局指控他籌劃｢非法集會｣。
二〇二〇年大選之後
縱然人民行動黨政府之權力無處不在，且令人窒息，但這不代表其權力無懈可擊，會直到永遠。事實上，其管治模式已現裂痕。在二〇二〇年七月大選，反對黨所得國會議席數目破歷屆紀錄。事前預測認為，新冠肺炎引發焦慮，選民會因而審慎票投人民行動黨。大選結果令人感到意外。反對黨其實只得十席國會議席，數目並不算多。不過，人民行動黨在此當中流失百分之十選票，這正正反映選民期望未來新加坡政治變得更多元。大部分人仍然樂見人民行動黨政府之延續，但這不代表他們願意無條件接受其管治。歷經人民行動黨多年的威權管治之後，民眾開始意識到定下更多權力制衡之必要。
與此同時，也有其他新加坡政治氣候改變之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所接觸的新加坡年輕一代都更願意質疑人民行動黨政府就各公共議題（例如同性戀，種族公義乃至刑事罪行懲處方式）的取態，甚至會組織力量，推動改變。他們或許不能完全代表其世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十年前不受社會注意的議題（例如外勞權利以及死刑），現在都更受議論。就算主流媒體沒有以批判視角書寫國家發展議題，年輕一代也能透過科技找尋獨立媒體報導，甚至透過Instagram等平台分享他們的研究結果。我們不難察覺，不同世代對社會與政治議題反應不同，比較他們在臉書與Instagram的對話，便足以知曉，他們也有各自的圈子。在全球#MeToo運動風潮之下，新加坡學生活動分子多少能成功向大學校方施壓，使之正視校內的性騷擾問題。
人民行動黨至今仍然居上位，但其眼下之地已變。甚至可以說，人民行動黨或已在面對某種困境。二〇二一年四月，新加坡副總理王瑞杰（Heng Swee Keat）宣布辭任黨內｢第四代領袖｣之位。此前他曾被視為現任總理李顯龍的接班人。他的離去，意味他已退出競逐總理之位的比賽。在二〇二〇年大選，王瑞杰的表現不似預期，這沒有令眾多政治評論者很感意外，但多少打亂了人民行動黨的政治換班佈局。對人民行動黨而言，這是新問題。人民行動黨向來以能幹之態示人，如今纏於這種困局，並不太好看。
不以人民行動黨為中心的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
對於新加坡政治會如何及何時轉變，不同的學說有不同解讀。有些新加坡人曾投身於政府或執政黨，他們相信，改革力量會源自人民行動黨黨內。有些則加入反對黨（此舉已不如昔日般被視為死亡之吻），矢志取得國會議席，以推動變革。其他人（包括我在內）選擇成為社會活動分子，投身於公民社會運動，促成改變，以消除各種不公義與壓迫行為（例如對新加坡民眾權利與自由之壓制，嚴厲的毒品法，資本主義以及氣候危機）。對於未來新加坡會如何轉變，不同類別的新加坡人都各有看法。
在我們新加坡人當中，有些人不喜歡每次對話、每種考量都以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為中心。他們較喜歡的，是在不同草根與邊緣族群組織之中進行各種策劃，或與之合作。他們覺得，人民行動黨已占據新加坡人生活與思想太多空間，新加坡公民沒有必要再奉獻其餘下的精力，迎合人民行動黨的議程與喜好，也沒有必要裝作友好，懇求人民行動黨的思想轉變。他們認為，值得新加坡公民奮力之事，是為各階層新加坡人賦權，使之能夠進行真誠的政治討論與批判，能夠拓展社會論述空間，進而能夠抗衡人民行動黨的霸權。
當然，要真正擺脫人民行動黨的掌控，並不容易。就算我們嘗試不以人民行動黨為中心，嘗試建立自己的論述，嘗試脫離其訂下的框架，人民行動黨仍然能夠讓我們感到其無處不在。每當我們嘗試推動政策或法律之改變，我們都不能忘記，人民行動黨在國會內占多數議席。人民行動黨通過的法律，令我們受制，遊行、罷工等在外國常見的公民行動之效果繼而受限。我們在網上乃至在外國也要小心翼翼，在面對假資訊與侮辱法庭之問題時，亦要面對內容模糊的法律。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之價值
在此脈絡下，《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下稱《威權政治之困境》）之出版有其意義。人民行動黨的執政時間非常長，在可見的將來，他們仍會在位。反對黨所得國會議席增至十席，便已被視為新加坡政治多元的新里程碑，這已反映，在下屆乃至下兩屆選舉，人民行動黨仍會繼續執政。兩位作者施仁喬與劉浩典書寫《威權政治之困境》，用意是為喚起人民行動黨的善意，使之明白，建構更為平等與公義的社會，發展更為民主與公平的民主制度，拓展政治異見的空間，皆合乎新加坡的國家乃至執政黨利益。如果在未來至少十至十五年，人民行動黨仍然執政，那麼對所有人而言，引入新峻法或妖魔化社會活動分子等威權政治色彩變淡，自然是好事。
我不知道，人民行動黨領袖或骨幹成員是否已經閱讀本書。如果他們已然閱畢，那意味他們仍未重視書中觀點，其對國家民主化之取態依然如故。在二〇二一年十月，新加坡國會通過《防止外來干預法令》（Foreign Interference Countermeasures Act, FICA），此法賦予政府莫大權力，使之能夠箝制任何其眼中｢為外國勢力服務｣的個體、組織、活動。事實上，此法也可被應用於社會活動分子與異見者。人民行動黨不見得已準備開啟國家民主化新時代。
與此同時，促進新加坡民主化、維護新加坡社會與政治權利的努力仍未止息。這不是易事，特別是當新加坡社會自我審查、怯於向強權直言的習慣已被根植。社會活動分子資源匱乏，過勞日久，常感新加坡的民主路寸步難行。不過，愈來愈多的新加坡人（特別是年輕人）仍然不失決心，仍然為建構更美好與更公平的國家而努力。
《威權政治之困境》是重要的書。這本書展示了新加坡模式的種種警號，也為執政黨提供了真誠的建言。如果人民行動黨漠視書中所言，那麼，使之擺脫威權政治之困境，便不再是新加坡民眾的責任。
＊作者為新加坡獨立記者。本文為《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季風帶）推薦序。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