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5日，是新加坡淪陷80周年，在星馬華人的集體記憶中是日軍實施「肅清」的開端。原來是從30年代開始，就有陳嘉庚與胡文虎等僑領號召東南亞華僑向國民政府捐款抗日，激起了日軍的憤怒。國民政府在抗戰時的國防經費，有2/3來自東南亞華僑，而經由這些經費採購的武器，都曾經於沙場上大量殺傷日軍，自然不可能讓佔領新加坡的日軍對華人有好臉色看。
時任日本陸軍第25軍作戰主任參謀的过政信中佐，是發起「肅清」大屠殺的元兇，他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就在台灣的台灣軍研究部編寫進攻東南亞的小冊子《只要讀了就能戰勝》，明確指出華人華僑是不可信任的。他強調：「他們是重慶在軍資方面的提供者，大部分是遭到重慶政權的宣傳所迷惑，或是遭到對方以恐怖手段威脅，不得不獻出金錢。」
过政信進而批評：「他們與西洋政客合作，用高超的手段剝削當地居民，因此當地居民的仇恨心普遍指向華僑，而西洋人對此也樂得輕鬆。除此之外，他們大多數人也沒有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除了賺錢以外再無其他樂趣可言。故此，如果沒有伴隨利益的話，要促使他們產生身為東洋民族一員的觀念自覺，並獲得他們的協助，那是相當難以期待的事。」
後來日軍進攻新加坡的過程中，華人華僑更是積極配合英軍抵抗日軍，讓过政信找到了屠殺華人的「正當性」。日軍在馬來半島屠殺的華人數量，從5,000人到15萬人的數字都有，實際上已經不可考。不過無論5,000人也好，15萬人也罷，本質上無法掩蓋日軍在新加坡犯下過反人類暴行的事實。雖然戰後日本支付了新加坡5,000萬美元做為賠償，卻從來沒有以官方名義向新加坡道歉。
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新加坡的歷史，並沒有伴隨著「肅清」結束而落幕，就如同中國的對日抗戰史，沒有跟著南京大屠殺一起落幕一樣。國民政府在抗日戰場上苦撐待變，終於等到了珍珠港事變爆發以及英美的參戰，然而新加坡卻必須要等到1945年日本被擊敗以後，才真正擺脫日軍的佔領。這三年又六個月的經驗，又給了新加坡什麼樣的體悟？
抵抗只是死路一條
新加坡與中華民國最大的不同，在於1942年的新加坡尚未具備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而只是大英帝國轄下的一個殖民地。而且新加坡也不像馬來亞或者菲律賓那般擁有狹長的地形，是個毫無戰略縱深的彈丸之地。區隔新加坡與馬來亞柔佛州的柔佛海峽太窄，根本沒有辦法發揮英吉利海峽或者台灣海峽的天然屏障作用。
騎著腳踏車的日軍，只用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就從英軍手中拿下新加坡。伴隨著英國首將馬來亞陸軍總司令白思華（Arthur Percival）將軍投降，除了少許到森林裡打游擊的馬來亞共產黨人外，絕大多數新加坡平民根本毫無選擇，只能向佔領軍低頭。不想接受日本統治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盟軍的反攻，否則任何抵抗都是白白送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