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劇的刺激和熱血的餘溫，也驅使著少數先驅者奮力前行，從一九九二年胡石根等人祕密組黨，到九八年中國民主黨公開申請籌辦，再到二○○○年後的網路異議、維權運動、《零八憲章》等，歷次運動的開創者、主導者和參與者，絕大部分依舊來自八○年代形成的這一反對群體，以及受其直接啟蒙感召、承繼其後的八九一代學生。
組織動員能力讓政權屹立不搖
然而，憑藉有限市場和對外開放帶來的巨量經濟成長，中共體制不僅存活了下來，而且還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擴張態勢，這無疑讓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義者黯然神傷。八九一代學生浦志強就曾經感慨：「二十五年過去了，那時候太年輕了，怎麼都想不到，二十五年過去了，他們還能在，而且還不能否定前三十年！」
許多人都會覺得奇怪，在經歷了反右、大躍進、文革直到六四鎮壓許多悲劇之後，中共政權依舊屹立不搖，難道真的有什麼祕方，又或者是時運太好。其實說穿了一點都不複雜，中共政權的穩固，建立在其自身相對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以及其所面對的社會力量不成比例的極端弱小之上。
中共政權相對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有多重來源。中共由外部勢力扶植成立，從一開始即採取自上而下，培養職業化革命家的方式進行發展，形成了集權於上，令無不從的黨文化基因；其次，中共奪權之前，有長達二十二年的武裝鬥爭時期，為求生存發展，採取軍事共產主義，從頂端一直延伸到基層，形成了極強的組織紀律性；最後，中共建政之後，黨國官僚體制延續了建政前的軍事共產主義體制，黨紀約束和體制身分提供了穩固的組織力。
劉曉波想再現八○年代民間榮景
反之，在嚴密的洗腦教育和宣傳灌輸之下，幾乎所有的人在成年時都是黨產「小粉紅」，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在特定的機遇視窗之下，才可能出現群體性的反思，出現具有感知度的社會和文化菁英群體。一九八○年代初期正是這樣機遇視窗，在六四鎮壓後，民間幾乎仍只能依靠這一動能。而已經在八九鎮壓中遭遇重大損傷的殘餘群體，仍不得不在此後的一次又一次努力中，暴露在專政打擊的面前，繼續折損。
組織良好的少數，總是可以毫無困難地戰勝任何個體。在高度組織動員的體制面前，毫無組織資源的中國民間，無論遭遇怎樣的苦難，不管是大饑荒還是六四屠殺，都無力反制。
在八○年代體制尋路的短暫空間裡，中國民間曾經一度出現過短暫的自由化群體集結。而在八九年之後，「最大的失敗在於教育」，體制吸取了教訓，即使在重啟改革之後，仍採取嚴密的管控措施，以及對菁英群體的吸納和控制。在八九之後，即使在市場化和網路空間的雙重作用之下，中國民間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八○年代那樣新一輪集結。
在這個意義上，劉曉波等人所推動的《零八憲章》，即是為了通過意見聯盟，推動自由化群體的再集結，再現八○年代的盛況。但是這一努力的結果以及劉曉波的個人遭遇，顯示出已不再有這樣的可能。
民主之光消逝的訊號
如今，在劉曉波溘然長逝半年之後，習近平登上了其權力頂峰，四十年來兩個方向的對峙似乎已經有了答案。而在我看來，最可悲哀的不是習近平所代表的新極權路線強勢，而是中國民間社會已經走到了損無可損的最低點。
隨著中國民間抗爭動能的一點一點淪喪，劉曉波的去世就彷彿是一個信號，象徵著曾經頑強不屈的民主之光消逝，或許，中國的至暗時刻正在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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