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全球廣泛關注下，劉曉波在嚴密隔離中撒手人寰；一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取消了關於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開啟習近平終身執政之路。
兩個同齡人，一個黯然消逝，一個如日中天；截然不同的命運，折射出過往四十年中國的軌跡。再鮮明不過的對比，顯示出當下中國的現實，也暗示著未來的發展。
中共建政以後，以社會主義改造的名義，系統性地全面摧毀舊的社會力量，在「格式化」的基礎上，將全體社會成員按照極權體制的要求重新編組。以農村的公社制和城市的單位制為依託，體制的力量直達每一個個體，中國社會的自發力量被摧毀殆盡，在文革後更是降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
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重新掌權，開啟有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路線之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維持一黨專政，為黨國體制的存續尋找新路。這一尋路舉動，首先出讓了一定的經濟和社會空間，在文革後極其瘠薄的基礎上，中國社會開始有了一定的自組織發展。
一九八○年代兩個對峙發展方向
此外，為尋找新路，體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棄正統的馬列毛意識形態，而為了與文革既存政治勢力抗衡，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思想」。加上對外開放引入的文化元素，這也給自由化觀念的出現帶來了相應的空間。
從社會發展到觀念增量，兩相結合，中國再一次出現了有別於黨國體系的自覺觀念存在，和相對應的社會存在。中國迅速而又集中地形成了一大批具有文化和社會菁英色彩的自由化分子，包括對極權體制徹底反思乃至叛逆，致力於實現自由、民主政治體制的一群人，魏京生、胡平、陳子明、劉曉波……等等，就代表了這樣一個方向。
與此同時，體制也開始搭建自己的後備群體，習近平、王岐山、李克強則是另一個方向的代表。儘管在高度集權的黨國體制下，後備群體註定只能不顯山不露水，但在一九八○年代的混沌歲月中，雙方交往互動尚多，也曾經有過或多或少的個人交集。
黨國後備群體逐漸接近權力巔峰
一邊是尋路圖存的黨國體制，一邊是因此而開始浮現的民間成長，是前者因此獲得新生？還是後者利用前者釋放的空間，推動自由化進而走向憲政民主體制？這一直是當代中國最為核心也最為隱密的問題，同時也是習近平和劉曉波這一代人此後軌跡的起點。
在八○年代中共的尋路歲月中，雙方尚有一定的共存空間，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分歧之中，不斷地強化和固定各自的位置。
八九年鎮壓後，利用體制尋路而迅速聚集起來的自由化力量，一夜之間遭遇了滅頂之災，自由化群體或下獄或流亡或下海經商，已然流失大半。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初的後備群體逐漸升遷，距離權力巔峰愈來愈近。
從當初的起點，到相對而立，習近平和劉曉波所代表的兩個方向已是南轅北轍，個人的境遇更是天差地別。劉曉波們不僅被徹底清除出了體制，更被徹底逐出社會，曾經具有文化和社會菁英身分、影響力的他們，實際成為不再具有真實影響力的幽靈。
六四鎮壓之後，落後的經濟、破產的意識形態、巨大道義虧欠、冷戰結束和隨之高漲的全球自由主義信念，讓許多人相信，中國的共產體制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