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的哲學與國際觀
一般人對杜勒斯的印象，都知道他是反共大將，制訂戰爭邊緣政策，把他當冷戰勇士，對他的評價也著重在他擔任國務卿的年代，那是韓戰剛結束，冷戰對峙嚴重時期，人類面臨核子毀滅性武器，兩大陣營必需謹慎因應的危險年代。
但杜勒斯的宗教背景、律師訓練，和政治與外交家世培養出來的性格，顯現他處理外交事務並不是絕對性的堅持法律與道德原則，而是趨向務實、考慮現實的可行性、美國國會能接受的程度，和國際社會的態度。
宗教對杜勒斯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和平主義；要維持和平，他主張以演變、漸進方式改變現狀，而不是以武力手段尋求立即解決。根據這個原則，他主張國際間爭端，應尋求和平解決，如果一時找不到合理解決之道，便應有耐性，不強求解決，等時間與環境演變到能適當解決的時候再說。如果有一方不待時機成熟便要強行解決，那只有戰爭，而基本上他不主張戰爭。
律師和宗教影響，使杜勒斯接受世事的相對性，和不追求理想主義的完美。他外祖父是共和黨的溫和派，國際主義者，他在政治上也走共和黨溫和派，外交上跟他外祖父一樣的國際主義者。不完美常反映在民主政治的妥協，杜勒斯的黨派屬性，雖然使他成為共和黨戰後外交政策的主要建構者，但他瞭解戰後政治環境，外交政策需要國會兩黨支持，而國會也成為他對外交涉時可運用的籌碼。
杜勒斯寫過許多討論國際問題的文章，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論述結集成《戰爭、和平與改變》（War, Peace and Change），戰後所寫涉及和平之概念與冷戰架構的討論，則以《戰爭或和平》（War or Peace）出版。
《戰爭、和平與改變》的基本立論在強調改變是不可避免，頑固的抗拒改變現狀，杜絕和平改變的機會，只有導致戰爭。他主張去除改變的阻力，培養便於和平改變現狀的條件，因為改變的阻力會造成分裂，也導致戰爭。
他也批判短視的民族主義，認為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是毀滅我們的最大威脅。玩弄民族主義的獨裁者把國家個人化，把自己與神等量齊觀，其他國家則屬邪惡，這種概念應加制止。他主張開明的自我利益和國際主義。
杜勒斯對現狀、和平及慎防獨裁者藉民族主義興風作浪的論述，乃因他曾參加戰後處理賠償問題的經驗，及瞭解德國在戰後再起的背景。他指出，在1920年代，美、英、法都在鼓吹和平，但他們的理想都未能達成，基本原因就在對和平的性質與觀念嚴重誤解。和平被視同「現狀、穩定與僵硬」，沒有良性改變的機會
依他的哲學認知，改變是必然的，而改變只有2種方式：和平的改變，和武力的改變。他強調和平改變的必要，那也是人類終要面對的事實。他主張透過改變的架構以尋求和平，並指責美國在1930年代只是保守的國際現狀維護者。
杜勒斯對堅持現狀的人有尖銳的批判。那些生活在優裕環境下的人，試圖無限期的保持眼前的狀態。對他們而言，和平的意義是他們所處的地位不受干擾，而干擾和平的人也就是尋求改變的人。杜勒斯指責試圖維持現狀者是明知改變不可避免，卻想藉對現狀貼上「和平」標籤，來拖延改變的發生。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曾任聯合報駐華府特派員、台灣日報駐美主筆。現為自由時報特約撰稿人，從事美國東亞外交事務研究。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杜勒斯與台灣命運：一代巨人留下台灣民主獨立的生機》（玉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