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打架，群毆永遠比單打獨鬥要來得有效。這也是為什麼「四方安全對話」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為人津津樂道。隨美中對立加深，時有論者認為這個由新德里、坎培拉、東京、華盛頓組成「四方安全對話」將成為拜登拉幫結派的第一張牌，或成亞洲新北約。
2021年發布的《四方安全對話精神》強調了「四方」對印太的願景及「四方」欲應付的問題，當中包括北京不樂見的詞句：「自由、開放、以規則為基礎」、「自由航行、和平解決爭端、民主價值與領土完整」（儘管北京也強調規則為基礎以及開放包容），還有存在能與北京合作，但空間極為有限的「全球緊急危機挑戰」（疫情、氣候變遷）、「北韓無核化」等議題。
「四方」反映拜登政府外交政策若干取向：與盟國和夥伴合作、凝聚民主價值、透過多邊架構對付北京等，這會是美國回到印太的進入點(Access point)，也是拜登印太戰略的起手式。「四方」不只「川規拜隨」，更在拜登主政注入更多力量、發揚光大。可預期在拜登任內，「四方」的重要性只會越來越高。
價值優先、議題多元是四方想給外界帶來形式上的印象，避免針對特定國家。但這個「無人對中國存在幻想」顯然適得其反，北京很貼切稱「四方」是「反華小圈子」。
「反華小圈子」貼切在於「四方」在印太地區終歸於「小眾」。印太國家多，不是只有美日印澳。從意識形態來看，「四方」曲高和寡，大部分印太國家在民主、人權等價值方面和「四方」存在相當差距，要獲迴響頗有難度。功能角度觀之，「四方」也需要從對話形式，轉移到針對印太地區國家面臨的最緊迫事項。這些國家在乎的可能不是「四方」與北京的糾葛，而在一系列日常挑戰和發展。在以「多元－複雜」、「發展中－不穩定」為關鍵字的印太地區，「四方」孤掌難鳴。
再者，「四方」發展至今仍是一個非正式機制，欠缺實體組織架構去落實與執行相關會議結論，這對「四方」形成一定程度限制，其結論與共識有多少約束力讓四國能採取共同行動應對各項挑戰，這些都將降低「四方」的實質影響力。
此外，「AUKUS」的出現顯然讓「四方」定位更曖昧不明。如果「四方」就是亞洲北約的雛型，何以需要「AUKUS」？正因為有了「AUKUS」這個針對意味明顯的準軍事同盟，才顯示「四方」不會成為某些人樂見的亞洲北約。這也意味著拜登時代的印太戰略會朝向雙軌甚至於多軌進行，軍事上由「AUKUS」處理，非軍事上以「四方」著手。另一方面，吾人也可從「AUKUS」的組成看出亞洲要成立軍事同盟的的複雜條件與困境，畢竟歐洲的北約並不單純只是「盎格魯薩克遜」同盟，拉幫結派對付北京，還必須拉到地球另一端？
總結來看，可以說「四方安全對話」曲高和寡、難以共鳴，更不太有機會成為所謂「亞洲北約」。。
當然曲高和寡也仍然會有頻率相近的國家共鳴。這幾年可以看到英法等國都嘗試擴大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對這些域外國家或域內那些願與「四方」在一定程度上合作之國家，未來是否會以「QUAD+」的方式間接參與，或其他程度上整合，有待觀察。
「四方」的逐漸成熟不意味軍事聯盟正成形，而在於以美為首的西方陣營與北京的結構僵局日益明顯。「四方」將會是一鬆散的合作機制、對話平台，旨在進行非軍事議題上的廣泛討論、取得共識。然而印太國家接受與支持程度如何，仍需待價而沽。
＊作者為軍事評論員、自由作家，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