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直接」與「故意」殺人，林慈偉也提醒，在台灣既有刑事法結構下，「犯情節最嚴重之罪」原本就不一定要死刑、還要考慮到《刑法》57條改善更生可能性、即俗稱的「教化可能性」──否則，單親家長在經濟壓力下絕望攜子自殺、子女或老伴在家人長期重病照顧下不堪負荷而殺掉家人，儘管這些狀況令大眾同情，犯案者確實都有明確殺人動機、也確實直接殺了人，都會變成「情節最嚴重之罪」而落入判死範疇。
此外，近年與死刑判決相關的國際公約也包括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早於2013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便進行「父母被判處或執行死刑之兒童人權問題小組討論會」做出第22/11號決議，提出父母被判處死刑對兒童影響至深、恐懼不安、失去自尊並受社會排擠、甚至可能因此走上犯罪不歸路等影響，認為死刑犯家人與子女也是「隱形被害人」。
為保護兒童權益而不判家長死刑，這狀況在2021年出爐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61號刑事判決（洪當興案）發生了。洪當興於2017年因不滿離婚官司在法院外頭開車撞死妻子與律師、奪走兩條人命，雖一、二審皆遭判死刑，後來法院審理過程中傾聽洪家未成年子女聲音，最終判決依CRC將「兒童最佳利益」納入量刑考量因子，無期徒刑定讞。
人權公約並非「免死金牌」 台灣法律早有規定、「法官重覆」基本錯誤卻依然高達3分之2
談起《死刑的盡頭》一書寫作動機，林慈偉於2月10日新書發表會提到，主因就是台灣社會對「兩公約」的陌生與爭議──在廢死聯盟擔任法務主任以來，林慈偉不斷去法院旁聽重刑案件、常聽到檢察官主張「台灣不是聯合國成員，為什麼我們要遵守兩公約」，也常看到有新聞下標說殺人犯因兩公約「逃死」，甚至在律師訓練場合也會被問「兩公約在講什麼」、「為什麼現在還有死刑，兩公約不是廢死嗎」，也因此，這本書要討論人權公約與死刑判決的關係。
事實上人權公約並非「免死金牌」，林慈偉說在台灣甚至還有一種「異象」，被法院援引在死刑判決裡，說因為被告符合「人權公約說的最重大之罪」必須判死刑，人權公約反而被法官拿來當判死刑的理由。至於兩公約到底在講什麼，林慈偉說，儘管公約確實希望締約國往廢除死刑方向前進，但如果還有死刑制度，各國就必須遵守各種嚴格條件才能判死刑。
林慈偉說，「兩公約」沒有強制廢死是因時代背景，條文誕生的時代世界上多數國家都還未廢除死刑、必須考慮現實狀況，也因此ICCPR規範判處死刑程序必須完整、必須沒有任何錯誤與瑕疵可言，各國才能有一點點死刑使用的空間──儘管如此，已實行ICCPR的台灣依然有難以理解的死刑判決，現今38個死刑犯裡歷審有3分之2都出現「法官重覆」，即是重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