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布南洋海禁後約經過九個月的時間，1718年（康熙57年）3月20日，兩廣總督楊琳上奏，要求確認「澳門的外國船隻渡航南洋進行貿易，以及內地商船（中國船隻）渡航安南貿易進行貿易」屬於禁令的範圍之外；對此，兵部在請示康熙帝的指示之後，認可了楊琳的見解。因為這項措施，「南洋海禁」的實際效果，特別是在廣東方面，可以說是喪失殆盡。1726年（雍正4年）4月，福建巡撫毛文銓提出見解：「安南一國原本（與禁令）無關，因此透過安南，從廣東（跟南洋方面）往來之事，至今從未斷絕過。」也就是說，以向安南渡航為名目，從廣東出海的中國船隻，實際上可以渡航到任何地方。正因為南洋海禁早已失去其實際效用，毛文銓於是請求在福建省也放寬禁令：
閩省山海之區，民情反側不常，衣食無門，每多走險。臣查安南原係近境，若照粵東之例，此禁一弛，不但養活無數窮民，而於國課亦不無小補。
（譯：福建依山傍海，民情反覆無常，若是缺乏衣食，便有可能起身叛亂。安南原本就是近境，若是按照廣東的例子，放寬禁令，不只能夠養活無數的窮苦人民，對財政也會有所裨益。）
雍正帝因為此事重大，於是寫下要新任巡撫高其倬上任後擬案題奏的硃批。值得注目的是，雍正帝在硃批中直率地表示：「關於這件事情，朕尚不清楚事情正確的狀況，不方便立刻指示可否（此事朕知之未的，不便即諭可否也）。」
促使雍正帝下定決心解除海禁的，是皇帝最信賴且勇於任事的官僚──浙江巡撫李衛的報告。1727年（雍正5年）2月，李衛送交奏摺給雍正皇帝，揭發在禁止南洋渡航的命令下，偷渡與走私貿易的實際狀況。根據奏摺內容，自南洋海禁翌年，承認從廣東至安南的渡航屬於例外狀況以來，發生了以下的事態：
遂有以往販安南為名，填照出口者，經由南澳海壇，亦不便阻留。即回棹之後，驗其所帶貨物，有係西南洋所產者，俱稱自安南轉買而來，或有稱在洋被風飄至西南洋島嶴帶回者。緣安南既非禁地，而風飄亦海洋常有之事，得以借此支飾。但查安南小國，用貨無多，從前粵省來文，亦稱彼國每年交易不過四五船而止。豈能收買各省多船貨物。且暹羅與安南連界，即在禁例之內。商船一出外洋，茫茫大海，渺無涯際，東西南北，任其所之，既不能跟隨踪跡，焉保其不駛往別洋。
（譯：以要去安南貿易的名目，在船照上登記後出港的話，就算經由南澳和海壇，也難以阻止。即使是在回港之後檢查船舶乘載的貨物中，有西洋及南洋方面的物產，大家也會推說是從安南轉買而來的物品，或是在海上因風漂抵西洋南洋島嶼之際才入手的物品。安南並非是禁止的對象地，加上在海上漂流是常見的事，所以才能夠用這種藉口矇混過關。可是，安南是個小國，能夠販賣的商品也並不豐富。之前在廣東省的公文中也說，「到那個國家去交易的船隻，年間不過4、5艘而已。」故此，安南理應不可能收購從各省前來的許多貿易船之貨物。暹羅雖然與安南相鄰接，但是在禁令的範圍內。商船只要一旦出了外洋，茫茫大海，渺無涯際，東西南北，要往哪一個方向前進都是自由的，根本無從追尋蹤跡，無法保證他們不會往［與目的地不同的］其他方面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