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衛採用的對策是，從福建、浙江的商人中選定8位商人為「商總」，透過他們實施違禁品與非法渡航的檢查，同時也採取讓複數的「商總」之間，實施相互監視的制度；此制度並非強化官府的直接管理，而是委任給商人們的自律管理，雍正帝也認為「非常恰當且合我心意（甚屬妥協是當）」，表示全面性地贊成。
清廷之所以會採取如此溫和的對策，一方面是已經認知到，透過「信牌」展開利益誘導、打破朝廷禁制的行為已成常態，另一方面無疑也是清廷判斷，這樣做的弊害並不大。畢竟透過詳細的調查情報，清廷也得知，日本在長崎方面並非無秩序地放任違禁品與人員的流出，而是有選擇且抑制性地為之。
日本最恐懼的，是自律管理的海外華人社會在其支配範圍內成長的可能性。然而，在長崎，這種可能性的新芽已被完全地摘除。被圈禁在唐人館內的中國商人，就連糧食和妓女的供給都必須仰賴通事，在交易結束後也被要求要迅速地回國。在長崎與日本女性之間生育的小孩，也不被允許帶回中國。未攜帶信牌的船隻會被命令立即回國，要是有打算在長崎以外地方卸貨的商船，將會遭受毫不留情的火力攻擊。日本實現了如此嚴格的貿易管理制度的訊息，經由親身體驗的商人和歸國者，以及康熙帝和李衛派去的間諜，雖然陳述有點扭曲和誇張，但依然確實地傳達到中國當局者的耳中。這些關於長崎的情報，相較於主要由福建、廣東方面傳來、以爪哇為首之南洋港市華人社會的狀況，呈現極端明顯的對比。對於漢人反抗始終無法放下心的清廷，在「東洋」（日本）與「南洋」之間，看到了安全與危險的分水嶺。這便是為何誕生於華夷夾縫間的商業勢力動態，會成為清廷關注的焦點。
小結
自17世紀初葉起，至1683年（康熙22年） 臺灣鄭氏歸順為止，可以視為明清交替的動亂期。這場動亂，是位在16世紀中葉起，日趨顯著的商業—軍事集團之活躍與抗爭的延長線上。在海上的邊境，葡萄牙、荷蘭的勢力也參與其中。日本在1630年代選擇「鎖國」的海禁政策，試圖脫離危險地帶。所謂「倭寇狀況」的重要演員之一，就這樣從舞台前消失了。
然而，光是高舉「八幡」旗的日本船消失在東海上，並不足以導出日本「懦弱恭順」的評價。「鎖國」的貿易管理，因為信牌制度的引進而變得益發嚴格，九州、山口各藩，不管走私也好、漂流船也好，都不敢採取和中國人有私通之嫌的行為。在長崎有「高牆環繞」、「重兵戒備」的唐人館，等待渡海而來的商人。在如此的狀況下，過去在博多、平戶、五島出現的華夷混合社會，其所發展起來的新芽，也被完全地摘除。從中國的角度看來，「真倭」逐漸絕跡於東海，加上身為「倭寇」頭目的中國商人，其容身之處被日本一掃而空，或許正是清廷能夠對「懦弱恭順」的日本感到安心的理由吧！
儘管如此，相對地呂宋和爪哇，則是繼續提供給中國人自由活動的場所。這些地區恐怕會成為第二個五島或臺灣，不能再繼續放任下去；康熙帝心中會挑起這樣的危機意識，也是理所當然。但是，呂宋和爪哇華人社會的成長，並未隨著海禁的實施而受到抑制。克服了動亂的清朝，於1684年（康熙23年）以降，轉而採取擴大互市的政策，結果促使了這種海外社會成長；要迴避正在成型的危機再次出現，有效的手段絕非海禁，而是將「官」、「民」、「夷」各自獲得利益的和平互市制度維持下去。‘
公布放棄「南洋海禁」的1727年（雍正5年），應該可以當成再次確認這一點、值得記憶的一年吧！而在「海舶互市的新例」下，於長崎實現的和平互市各項制度，其情報傳達到北京，毫無疑問也促成了這種再次確認。
＊作者為日本歷史學者，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主攻明清史、東亞交流史。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