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真相」時代，相對於過去可能還有真相的傳統媒體時代，是一個「真相」本身可以被大量製造且精細地客製化的時代。根據國際記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ournalists, ICFJ)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陶氏數位新聞研究中心針對全球125國家、1400位記者所做的調查發現，政治人物是虛假/不實訊息的頭號來源，遭遇虛假/不實訊息已是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份，以及臉書是虛假/不實訊息最主要的擴散管道。
虛假/不實訊息無所不在，源頭包括境外與境內。英國牛津大學網路研究中心的研究發現，2018 年至少有48 個國家的政黨或政府機構於選舉期間利用社群媒體散播虛假/不實訊息，比前一年發現的28個國家幾乎多了一倍。牛津大學的後續研究發現，2019年有70個國家，2020年更增至81個國家。這些研究發現意味的是，為了影響輿論而刻意操作與擴散的「假新聞」，就發生率和地理範圍而言，都在同步擴大當中。
台灣也不例外，甚至可說是站在對抗虛假/不實訊息的「前線」。弔詭的是，台灣主流新聞媒體往往成為擴散虛假/不實訊息的幫凶！其中最為人所知的例子是關西機場「假新聞」：中國《觀察者網》率先發表〈淹成這樣，沒想到，中國領事館來接人了！台灣同胞問……〉的網路文章，並且成功地誤導多家台灣主流媒體對此事件的報導。其中原因，除了新聞人力不足、在即時新聞時效要求下疏於事實查證之外，也與台灣主流媒體漸失中道立場，為了收視率/點閱率而棄守新聞事實的底線有關。
閱讀林照真教授這本新著，讓我回憶起年輕時讀過李金銓教授那本身具啟發性的評論文集──《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台北：圓神出版社，1987），而且同樣有助於理解新聞與選舉/政治的辯證關係。她在書中直面這些重要但無比困難的問題：「數位時代的網民是否等同於古典理性時期的公民？」「數位時代的民意又是如何塑造？」
源自境內的不實訊息，因為表意自由受到一定程度保障，往往難以循司法管道問責，而源自境外的不實訊息，更是撲朔迷離，追查與究責難度更高。本書作者提醒，管制「假新聞」涉及新聞與言論自由爭議，「假新聞要不要法辦、如何法辦，都是台灣社會民主化過程中，必須面對的課題。」由於「假新聞」不可能「清零」，她引用法律學者A.E. Waldman的觀點指出，民眾應該忍受部分的「假新聞」，但健全的民主社會不應容忍「假裝真實」的「假新聞」，亟需透過批判教育學視野下媒體素養教育，讓民眾具備「分辨真實與虛假」的基本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