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疫情，擴大了臺灣的性別落差。
當政府於2022年1月自豪我國性別平等居全球第六名、亞洲第一名(事實上是性別不平等指數，GII)，並誇言在積極協助女性二度就業已有成效之後，勞動部在婦女節前夕的同酬日，卻明顯退步4天，打臉自己。遺憾地是，政府除發布千篇一律的新聞稿，然後呢？因疫情擴大的社會不平等獲得改善了嗎？
習於用數據隱瞞社會不平等的政府，慣於用撒幣收買人民的政策，又該如何解釋臺灣性別落差指數(GGI)已在國際間悄悄退步了9名，落至全球第38名？其中性別落差指數次項指標「經濟參與和機會」之勞動力參與率女男比例於2013年、女男薪資公平性於2015年之後，即持平未進步。性別工作平等法將於今年婦女節實施滿20年，卻讓人心寒看見性別平等的退步。
除了邀請婦女團體到台北賓館宣揚女力外交外，政府究竟想給大家一個什麼樣的婦女節？
2021金馬獎最佳影片「瀑布」深刻描繪疫情下的女性工作與家庭處境，及受衝擊產業所致家庭關係的劇變，引人深思。這不僅是電影情節，疫情如瀑布轟然而至，是社會現實女性境況。
每天料理家務、張羅三餐，接送兒女上下學，又得面對疫情被減薪裁員壓力與家庭債務負擔；離婚單親女性的心力交瘁，即便患身心疾病，仍想為兒女準備一頓熱騰騰晚餐卻偏遭逢祝融之災。如果企業女性主管都難以兼顧工作與家庭平衡，那麼更多非典型就業女性有誰關心呢？明顯偏低的特殊婚育婦女勞參率提升與經濟需求保障，均有待政府通盤政策檢視與精進。
國際勞工組織2020年3月報告示警新冠肺炎對事業單位及勞工的影響，尤其是對非典型及婦女就業機會、家庭所得收入的不利影響，勞動政策應提前回應。2021年國際勞工組織大會提出以人為本的疫情復甦報告，並關注疫情對女性勞動力的影響，其中應針對最脆弱群體，例如女性工作復甦、返回職場提出就業政策。疫情過後，性別勞動政策呢？
筆者在2020年婦女節曾呼籲政府務必研議新冠肺炎對性別的影響評估，並建立未來重大事變的性別影響評估及因應機制。2021年因為經濟因素致週工時未達35小時者，曾高達98萬人，截至2022年1月底，仍將近20萬人。女性非典型就業人數比率高於男性，女性從事服務業占7成，為疫情首當其衝群體之一。據紓困統計，不論請領失業給付、減少工時通報、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生活津貼、部分工時受僱生活津貼等以女性居多，但紓困之後的後續就業情況呢？撒錢之後，政府就兩手一攤，不管基層弱勢女性的生計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