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台灣唯一在大學開設北韓相關課程（政大「北韓研究」、台師大「探索北韓」）的研究者，北韓這個無法預測的國家，究竟該如何定義，實在讓人頗為困擾。通常我都會在第一堂課告訴學生：北韓不是個國家，也不是個政權，它是個宗教，而且是個「邪教」（韓文稱為「似而非宗教」，也就是英文的Cult）。這樣的說法，其實同為朝鮮民族的南韓人也會同意，只是他們不願意公開說出來，以免羞辱北韓而造成雙方情勢的緊張。
二〇〇八年我在政大開設「北韓研究」課迄今十年，選課人數從最低的六人，到今年新學期達到兩百五十人，每年一再創新高。而台灣的出版界從二〇一一年六月開始一窩蜂出版「脫北者」等北韓相關的書以來，迄今已不下二十多本，可謂汗牛充棟。
台灣的「北韓熱」，連日本媒體界頂尖的北韓專家、《東洋經濟週刊》編集委員福田惠介都嘖嘖稱奇。過去七年每年都造訪北韓的他，也每年都應邀來台演講，帶來最新的北韓資訊。他甚至發現，他在台灣的粉絲比日本還多。
究竟什麼因素讓北韓這個「社會主義最後一塊樂土」使台灣人趨之若鶩呢？而且高價的旅遊團接二連三從瀋陽或丹東入境北韓。我只能以「好奇心」來解釋，而且它確實是台灣觀光客環遊世界好幾圈之後，還沒有去過的最後一個地方。這樣的好奇心讓北韓書與北韓旅遊團持續發燒不熄。
其實，在大部分台灣人的北韓熱之前，我就對北韓充滿了好奇。尤其對一個長期在南韓唸書與工作的台灣媒體人，只懂南韓而不懂北韓是說不通的。於是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一年，我先後從新加坡、紐約、澳門、北京等不同管道，跟北韓駐外機構接觸，表達我想造訪北韓的意願，終於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得到「祖國平和統一委員會」的邀請前往北韓一週，成為首位訪問北韓的台灣媒體人。
當時台灣與北韓都有共同的危機感——要被長期的盟友所拋棄，所以金日成下令打「台灣牌」，要給北京一點顏色看看。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認知，北韓開始努力跟台灣接觸，在一九九二年台韓斷交前的一年間，北韓來台的訪客絡繹不絕，最高層級甚至到了主管對外經貿的副總理金達鉉（金日成的親表弟），他還在台北跟我國簽署了互設辦事處的協定。
後來受制於核武檢查問題，使得台朝間無法進一步擴展關係，但由此可見北韓對台灣充滿了善意與好感。他們不僅想要「經濟學台灣」，還想要「政治學蔣家」，如何父子世襲政權，還能夠維持政治的安定與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是我在北韓親身的體驗。訪朝之後，我寫了五篇的紀實報導，從此成了黑名單。
後來我翻譯了一本韓籍德國教授寫的書《南北韓，統一必亡》，它是以東西德統一的經驗，警告南北韓統一的話，會把兩邊都拖垮。因為南韓沒有當年西德的經濟實力可以合併統一北韓，而且現在的北韓比當年的東德更破敗。統一二十多年之後，德西挹注了數兆歐元都還填不平德東的窟窿，更別說南北韓之間的鴻溝更深更廣，德國式的統一對兩韓都是惡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