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這是他在北京體會到的中共意向。我那時在《信報》寫「星期一評論」，即以「參參草談」來回應，表示我不像他那樣喜歡「民主」，但自由和法治要靠民主制度保障，香港自由法治的保障來自它現在的宗主國——行民主制度的英國，若宗主國換了專權政治和人治的中國，再美麗的自由法治的承諾都沒有保證。金庸沒有回應，卻突然邀我為《明報》寫專欄。我婉拒了。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我去新加坡旅行。有一晚同幾位在新加坡大學任教的學者吃飯，其中有兩位台灣來的學者，他們表示，如果香港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就不該反對中國收回香港，洗雪國恥。來自香港的哲學所學者翟志成回應說：「如果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人民自由、安居樂業勝過香港，香港不會有人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中國收回很難接受，那麼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有民族主義的罪咎，相反中國領導人應該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意接受共產政權的直接間接的統治，卻用一些堂皇的理由去指責他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殺人』，你有權『以理自殺』，但無權『以理殺人』。」
這段話不僅使在座的空泛民族主義的學者無言以對，而且也使我一直牢記到今日。我後來在多篇評論文章中借用他的邏輯，比如：如果過去二十年中國切實按照《基本法》去做，確實如《基本法》22條所言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那麼香港不會有什麼人起而抗爭；如果香港人的抗爭越來越洶湧，那不是香港人的罪咎，而是中國掌權者的罪咎；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國、把財產移往外國，卻叫香港人愛國，去大灣區謀生，要他們的子女接受國民教育，這就是「以理殺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千多年前的古訓，人人會講，但為權為錢為色，現代許多人早把這古訓拋到九霄雲外了。於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少權貴紛紛做了變色龍，每天用堂皇大道理殺人。日前提及曾經為英國做說客的某大員即此中表表者。（原文發佈於 2022 年 1 月 21 日）
失敗者回憶錄100：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但我已經作出決定，就是保住天地，個人也離開天地，集中精力當雜誌總編輯，重新回到幾個人艱苦辦雜誌的處境。
2022年1月16日，天地圖書的前董事長陳松齡離世。想到天地圖書，這正是我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經歷與轉折。
1976年《七十年代》原租用文咸東街舊樓社址，面臨業主迫遷，經朋友介紹找到灣仔一個八千多呎的地庫。那是霍英東的物業。我因雜誌的成功，就雄心勃勃地想開一家中立的中英文大型書店，以讀書無禁區的態度，既賣大陸書也賣台灣署。那時正是文革後期，左派書店集中賣毛著，門可羅雀；右派書店以賣台灣書為主，規模較小。中共在港的工委，大概也看到極左路線在香港無出路，而我們又是外圍的華僑資本，於是同意我的想法。經新華社斡旋，霍以略低於市價的租金租給我們。我為書店起名「天地圖書」，是從古文「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聯想而來。並請中共駐港高層的潘公（潘靜安）為店名題字。他說他已經為不少左派機構題字了，不想被人認出，就從古代字帖中集了「天地圖書」四字給我做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