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國際新聞大事莫過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特殊軍事行動」,網絡上已有許多國內外學者專家撰寫的相關分析與評論文章。然而,以國際關係理論為出發點去分析此次事件的文章幾乎寥寥無幾,不禁令我感到困惑。哈佛大學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教授華特 (Stephen Walt)日前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撰文表示,國際關係學界對俄烏戰事應有許多可以談論的國關理論與概念。
理論為什麼重要?為何要學習國關理論?我認為,其重要性如同軟實力之父奈伊 (Joseph Nye) 教授所說:「理論相當於路線圖,可以讓我們認識那些不熟悉的地方。如果沒有路線圖的話,那麼我們會迷路。」考慮到這世界的複雜性,如果沒有一個國關理論可以參考的話,那麼決策者在面對國際事件時需要花費很大的時間和精力去理解不同國家的行為反應,提出的應對方案也可能混亂及有先天的缺陷。另一方面,對一般民眾而言,學習國關理論可以幫助其在閱讀國際新聞上擁有更全面的思考模式,避免一昧地被新聞標題牽著走,亦為自己的「國際觀」培養一套系統性和邏輯性的框架。有屆於此,本文試圖用簡單明暸的方式介紹給台灣讀者三個重要的國關理論,即現實主義 (Realism)、自由主義 (Liberalism)、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並分別應用在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上以探討理論解釋力。
現實主義 (Realism)
現實主義從人性的悲觀角度出發 (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認為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 (anarchy),而國家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行為者。如果讀者想對人性有更多的暸解,我建議去看Netflix的《魷魚遊戲》,否則閱讀古典現實主義者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 的《國際政治學》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一書有可能很快就會睡著。其次,何為國際間的政府狀態?簡單地說,以台灣社會中常發生的酒駕事件為例,通常事故發生後警察會出現並根據相關法規逮捕酒駕者,而法官則會對其進行審判,讓其承受相關的法律義務責任和還給受害者一個公道。然而,在國際間,也就是國家之上,並沒有一個世界警察機構或是世界政府來規範並審判國家的行為。因此,國家會缺乏安全感,知道自己是在一個自助 (self-help) 的體系,且以自生的安全為首要目標,而達成這個目標的方法是可以透過 「內部平衡」 (如增強自身的軍事實力,像是研發武器) 或「外部平衡」 (如進行軍事結盟,像是北約),以應對較為強大的國家之威脅,這就是所謂「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的概念。冷戰期間,美蘇在意識形態上的對峙最終導致雙方各自成立了軍事聯盟,以美國為首的稱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簡稱北約),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則稱作「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組織」 (Warsaw Pact,簡稱華沙公約)。美國最終贏了冷戰,但沒有因此解散北約。而蘇聯與華沙公約則是以解體收場,蘇聯變成現在我們認識的俄羅斯,而原生15個蘇聯加盟共和國也紛紛宣佈獨立成為主權國家。1990年2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 對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口頭保證如果莫斯科不反對德國的統一及其統一後繼續為北約會員國,則北約將不會進行東擴。結果華盛頓沒有履行承諾,除了在1999年讓波蘭、匈牙利、捷克等國家加入北約,更在2004年後納入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如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北約東擴的行為大大降低了俄羅斯的安全感,讓莫斯科領導人 (無論是否為普丁) 腦海中有著其鄰國烏克蘭加入的畫面。因此,俄羅斯會採取應對措施,例如添購與研發更多的武器和進行軍演,如此一來,這又樣北約國家感到擔憂,因此採取類似的行為,最終導致無止境的軍備競賽,造成國際關係中的「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然而將現實主義應用在這也有矛盾之處,因為按照理說,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在經濟上遠落後於美國,且就算其在硬實力上依舊是強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考慮到「核嚇阻」 (nuclear deterrence)等因素後,按照現實主義中權力平衡的邏輯,應把重心方在東亞的中國大陸。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像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所說的,美國在1990年代起是用錯誤的自由主義思想在主導其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