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9日，我終於坐在往臺北的飛機上，那已經是我出獄1年4個月後的事情。在獄中我多麼渴望能離開香港去一個可以呼吸自由的地方，但為何遲遲未有成行？
獄中讀歷史小說《曾國藩》，說這位晚清大臣在中年以後得一高人點撥，勸他「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要在波平浪靜處安身」，那話說到我的心坎裡。我半生致力建設中國公民社會和爭取香港民主普選，但前者幾近搖搖欲墜、後者更是遙遙無期。為此志業我被關進牢中，雖是心安理得，亦難免身心疲憊，自然想找一風平浪靜處歇息。
讀《百年追求》，見蔣介石在撤退至臺灣時為了穩住局勢，便籠絡本土士紳，多次派員到日本遊說林獻堂先生歸臺，所得的回覆竟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聖人教訓。」要知道林獻堂一生為臺灣鞠躬盡瘁，在日治時期每年花鉅款資助「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爭取成立民選議會；他亦支持臺灣文化協會，通過出版、讀報、講習啟迪民智，爭取自治。他曾代表臺灣到南京出席日本投降典禮，但最後在二二八事件中竟被列入叛逆名冊的首名。因為對國民黨政府澈底失望，他寧願客死他鄉，亦不入危邦。在獄中讀到這故事，不禁感嘆香港同樣是一危邦。
2020年3月14日（我在獄中行為良好，因而自動減刑三分之一），我步出壁屋監獄，向在場迎接的朋友說：「獄中日子雖然艱難，我卻沒有一刻後悔。」戴耀廷和我說外面有許多事情等著我來推動，但徘徊在我腦海的卻是曾國藩和林獻堂的幽靈。回家與親人重聚，感到滿屋色彩斑斕、每粒米飯分外甘甜。我計畫稍事休息，便積極考慮接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江明修院長的邀請，到該校任客席教授。誰知當我重返這個變得滿目瘡痍的城市，目睹人們因為「反送中運動」（反對香港政府修訂《逃犯引渡條例》）的挫折而淹沒在沮喪和憂傷之中，反而依依不捨，甚至覺得應與這個城市共浮沉。
從小監獄回到大監獄
香港已變成了一所大監獄。我看見中文大學二號橋（反送中運動中警察與學生決戰之地）圍起了和獄中一樣帶有刀片的鐵絲網，也看到警署和重要政府建築物被水馬（充水式護欄）重重包圍和警察經常在街上或地鐵站檢查市民的身分證。2020年7月1日《國安法》實施，白色恐怖迅速蔓延，學者朋友陸續收到出版社通知，終止一些涉及反送中運動的出版合約，出版我的《獄中書簡》的出版社亦決定暫停業務。然後國安署在8月拘捕黎智英及其家人、《蘋果日報》的高層和香港眾志的周庭。2021年1月則大搜捕多名民主派人士，指他們參與民主派初選是串謀顛覆國家。其後陸續有民主派人士因為言論或籌款支持流亡抗爭者而被冠以不同罪名拘捕，弄得人心惶惶。因為國安署經常在早上6點到家裡逮人，有泛民主派和傳媒朋友告訴我，清晨聽到門外有聲音便會以為是警察上門拘捕。試問誰能在暴政下安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