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被告或被告律師提交的證物，送到檢察官手裡竟轉而成為犯罪證據，這是哪一門法律規範？若此案成立，被告還有權利提交足堪自我防禦的證物嗎？
第三，妨害秘密是告訴乃論，除非散布才屬公訴罪，張靜和他的當事人，提給檢察官的監視器翻拍照片，是做為證據用，既無散布又何來妨害秘密？
第四，東檢呼籲近半年曾往張靜辯護當事人美體沙龍店的民眾主動連繫，證明張靜並未散布翻拍的內容，難以理解的是，此案發生在二０二０年，東檢要這半年前往的民眾主動連繫，意欲何為？羅織新案？還是要不要簡單一點，規定台東轄內沙龍按摩業者，都不能裝設監視器？那麼未來若有犯罪情事，缺乏第一時間或第一現場的佐證，東檢肯負責嗎？
第五，本案案情仍不明確，檢察官辦案的第一原則就是無罪推定，東檢堂而皇之公布張靜當事人的店面地址，有沒有洩露個資或影響業者營生之嫌？若因為造成的營業損失，東檢能負責嗎？
第六，如果該沙龍確有足堪拍到民眾隱私的監視錄影器，該搜索的地點應該是沙龍，而非律師事務所。
傳喚既不明示身份亦隱晦案由，是檢察陋習
台東地方法院以「程序理由」駁回東檢的聲押，因為檢方傳票並未載明是以何身份傳喚張靜，檢方既未述明是以「被告」身份傳喚張靜，就無法認定拘票核發符合法定程序；東檢則以傳喚身份並非刑訴法「明示」的「法定事項」，且警詢時即已「告知」，既否定自己的傳票拘票不符合法定程序，甚至質疑法院有誤解刑訴法之虞；審核連對拘、傳的「法定程序」都有這麼大的認知落差，民眾如何相信司法？
最重要的，檢察官顯然忽略刑訴法的修立法意旨在保障人民訴訟權益─包括原告與被告的防禦權，而非檢方的方便，而「法定程序」就是保障人權的基本，東檢會「漏列」被傳喚人的身份，絕非「低級錯誤」，絕大可能是經年「陋習」，多數民眾都有相同的經驗，收到的傳票除了身份不確知是證人還是被告，甚至連案由都莫名所以，簡單講，傳票送達，驚嚇先行，就這一點而言，東檢倒是遵行「平等原則」，連對待在野法曹都如此輕忽，遑論市井小民，莫怪張靜會感嘆，司法改革不夠，已經到了必須革命的地步。
東檢搜索聲押張靜，是不是為了總統論文門嚇阻之用，確實不宜多做揣測，但從通緝彭文正到搜索張靜聲押未果，唯一作用就是給蔡英文找麻煩，讓更多人相信論文門果然有問題，否則何至一而再發生如此荒唐的司法怪現象？可笑復可嘆的是，這些都是蔡英文倡議主導司法改革後的「成果」，蔡英文創造了一批怪異司法官，讓她司改不但失敗，甚至可能就是摧毀司法公信力的禍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