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而言，就是與俄羅斯協調出一個對烏克蘭而言，雙邊或多邊的安全保證，條件是保留澤倫斯基政府，確保烏克蘭的主權獨立，先求臨時停火，再求俄羅斯在經濟委靡後的改朝換代，或許就能實現長久和平。
以上觀點可不是西方鴿派的看法，而是鷹派的看法，它標誌著西方對局勢惡化的整體焦慮。如果烏克蘭像阿富汗那樣，一開始就不抵抗，對西方而言還比較好處理，但現實是戰爭陷入膠著，讓各方都下不了台，歷史案例也都難以參考，這才棘手。
從俄羅斯的觀點來看，西方若早早正視俄國對北約東擴的警告，大家都沒事，烏克蘭根本不會陷入必須低頭的難堪處境。從中國的觀點來看，若西方齊心調停俄烏矛盾，不訴諸極端的道德攻勢與大規模制裁，事態也能迅速得到緩解。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其實問題只有一個，就是作為事件主角的美國，並不想要和平，所有的作為都務求讓局勢複雜化，以擴張美國利益。而這個問題背後更大的問題是，華盛頓是否能將戰火控制在烏克蘭境內？
局勢滑向「正義的毀滅」是可能的
當美國操弄核戰與生物戰的可能性時，它也在走鋼索，這是將俄羅斯逼入牆角的策略，很容易使局面失控，未必是拜登政府想看到的。問題在於，華盛頓的外交政策現在是被公眾推著走，就怕其身不由己。
眼前的例子，就是禁止進口俄羅斯油氣的決定，拜登並不想這麼做，但他被逼著走這一步。此外，為了將局面限制於代理人戰爭，拜登不斷公開告誡，美國(與北約)若參戰，後果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問題是，美國總統說不打，就不打了嗎？關於此，山姆大叔自我打臉的歷史案例並不少見。
1916年，威爾遜總統說會遠離歐洲紛爭，1917年他將美國帶入第一次世界大戰；1940年，羅斯福總統承諾美國人，不會將子弟推入戰火，1941年，美國對德，日宣戰；1964年，約翰遜總統稱，亞洲的戰爭是亞洲青年的事，1965年，美國介入越戰。
以上案例都說明，戰爭局勢多變，不總是隨著一人或一群人的意志發展，更多的時候，相關的各方決策團隊是被「意外」推著走，縱火的人可以決定點火地點，卻無法決定風向。
再者，比起上個世紀，現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干擾因素更多樣，利益結構更複雜，軍火商，國會，公眾輿論，各種遊說團體，甚至僑民，都在不同方向推動華盛頓的外交走向，這個領域不再是「內閣的事」，菁英往往被尾巴搖狗。
澤倫斯基的專業演技，讓美國媒體都成了烏克蘭的啦啦隊，忘情唱跳到甚至認為烏克蘭會贏，如此氛圍下，俄軍的任何重大進展，都會讓這個同溫層難以承受，並回頭要求拜登出兵挽救局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