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電影《驚殺大陰謀》（The Conspirator），講的是1865年林肯總統遇刺身亡後審判兇嫌和同謀者的真實故事，其時南北戰爭剛結束，社會主流聲音認為應從重從快對所有兇嫌和同謀者進行軍事審判並即處死刑，拖延或放過任何可能的同謀者都會引發南方的暴力，國家再次面臨動盪與分裂的危機。當時一位年輕律師艾肯（Aiken）挺身為一個被指為同謀者的寡婦辯護，不是因為他相信她真的無罪，而是他執着於被告有辯護的權利，法庭要駁倒他提出來的所有疑點，才能判被告有罪。艾肯的堅執使他被主流社會杯葛、戀人無法諒解並離他而去，有人對艾肯說，如果同謀者不迅速判死，就無法遏制南方的暴力，國家都無法存在了，你還講甚麼法律。艾肯的回答是，如果沒有了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要這個國家做甚麼。
《七十年代》在中國剛透露一國兩制構想的1982年底，就舉辦「五學者座談會」討論一國兩制，五學者是勞思光、翁松燃、劉述先、宋恩榮和謝劍。到1984年10月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又舉行第二次的「五學者座談會」。兩次都從哲理、政治、經濟和制度上探討一國兩制的可行性及對香港可能的後果。而最具學術性兼可讀性的，是1985年12月發表翁松燃所寫的《「一國兩制」芻論——概念、性質、內容、困難和前景》，此文是1985年8月在廈門舉行的「台灣之將來」討論會上發表的論文，長達兩萬多字。那時中國在胡趙主政下還較有自由空間，據稱此文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報上轉登過「上篇」，但沒有登「下篇」，極有可能是對一國兩制的質疑太具說服力，因而被迎合一國兩制發明者鄧小平的高層叫停。
「五學者座談會」及翁松燃長文，無論從學理上還是從現實政治上的發揮，都全面和豐盛，我從中獲益匪淺，也鞏固和指引了我日後對香港問題的論述方向。《香港1997》的「預言」建基於此。
一國兩制的最根本問題安在？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一黨專政，豈容香港這另一制的人民權利去分薄它的國家權力呢？提出一國兩制只不過是香港還沒有到手，而中國那時還需要香港這個對外窗口，是一黨專政的政權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一旦到手跟著覺得一國已經夠強時，自然就「一闊臉就變」啦！
失敗者回憶錄112：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原來「港人治港」不是什麼新發明，100年前就有人提出過類似的口號，而且還受到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年輕時的「根本反對」。當然，那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而毛也不是掌權者。
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構想最先是針對與台灣統一而提出來的，九七問題浮現後就拿來用於1997年後的香港。「一國兩制」的具體實施就是「港人治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