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最根本問題安在？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一黨專政，豈容香港這另一制的人民權利去分薄它的國家權力呢？
失敗者回憶錄111：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2020年香港一位在大學任教實用神學的助理教授，說他多年來任教的一科是「香港社會」，而「九七回歸」是不可或缺的課題，並以1996年我的著作《香港一九九七》作為這課題的閱讀材料之一。他說，「多年來，絕大部分閱讀這書的同學皆表達一個類似的反應：太準確……有如預言一般的準確！」他在這一年國安法實施前寫了一篇長文，對我書中的一些段落，比對這些年的現實，說我二十多年前的憂慮，「今天已大量應驗」。我對他表示，我不是未卜先知，當年的預見，只是「基於對絕對權力的基本認知，而香港多數人都有 wishful thinking」。
香港前景研究社在1985年解散，當時主席勞思光與我們幾個成員，咸認為主權轉移大局已定，香港已經沒有可以研究的前景可言了。一國兩制有可能成功嗎？我們談到國家的構成是土地、人民、主權三元素。在一片土地上的人民為甚麼要建立一個主權國家？為甚麼要推倒原來的國家建一個新國家？不是要換一個名稱，而是為了要建立新的制度。孫中山要實現共和，中共講「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都不是不要「中國」而是要建立中國的另一制度。國家因制度而立，制度在國家之上，若國家在制度之上，那就是專權體制的非法治國家。
美國獨立運動，要追求的是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美國憲法第一句是：「We,the people」，以昭示主權在民。每一個總統在演講中講到「愛國」，都不會忘記提到美國人最珍視的憲法所賦予的制度。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1985年中國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任命了23名香港委員，其中有一位是有「愛國」家庭背景的的廖瑤珠律師，她對起草基本法很熱心，草委會還沒有開會，她就每星期自己掏錢約一批知識界人士午餐，一起討論基本法的原則，我也在被邀之列。她提出過一個憲政問題，就是中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廖瑤珠說，這反映了中國以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為上，而香港人長期受西方政治文化影響，普遍重視個人權利，我們的習慣想法是：國家、社會、集體在行使權力時必須避免損害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而且有些基本個人權利——天賦人權，根本就從來沒有由人民交出來，付託給國家、社會或集體處理。
這段分析，觸到了中國憲法與香港在英治下實行的制度最根本的分歧。中國憲法規定的，是國家權力最大化，而西方以及英治時實行的，是人民權利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