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 ，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總額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2%，而在美國和英國，這一比例約為10%；社會保障繳款收入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5%，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OECD）成員國9%的平均水平。
「所有這些變化都涉及大量的政治行動，」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中國中心的經濟學家、研究員George Magnus說。「我認為該國政府不願意推出這些措施。」
作為中國最高政府機構的國務院和浙江省政府沒有對評論請求作出回應。
「共同富裕」這個說法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曾用它來描述減少社會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的社會主義理想。
然而數據顯示，自中國開始對外開放以來，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層流動停滯，習近平認為這種趨勢威脅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根據世界不平等實驗室（World Inequality Lab）的數據，2021年中國10%最富有的的人佔有該國全部家庭財富的68%。
習近平去年1月告訴官員們實施「共同富裕」刻不容緩，表明他對這個問題的關注。隨著中國經濟在第一波新冠疫情之後強勁反彈，決策者看到了一個推動變革的機會，他們希望這些改革能夠實現習近平的目標。
經濟學家說，隨後推出的監管規定主要涉及整頓那些被認為賺錢太多或者金融風險太大的行業，而沒有進行更深層次的變革來激勵創新或增加中國中低階層的機會。
對房地產開發商的更嚴格監管減少了企業的冒險行為，但也引發了房地產市場的下滑。對科技公司和營利性校外輔導機構的整頓打擊了壟斷行為，但卻導致了這些行業的大規模裁員，同時中國上市公司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市值被蒸發。
中國總體經濟增速大幅放緩，許多經濟學家現在認為，中國今年將很難實現政府設定的5.5%左右的增長目標。
儘管科技公司和企業家承諾向「共同富裕」倡議捐獻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款項，但經濟學家表示，這種一次性的饋贈並非等同於能夠帶來長期社會變革的可持續戰略，同時整治行動帶來的損害可能會持續多年，因為這一行動暗示私人創業已經過時。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稱，「共同富裕」的口號幾乎成為一些企業的集結號，但諷刺的是，這些企業用這個詞推斷出一整套旨在控制甚至摧毀中國私人創業的政策。史宗瀚表示，他認為這不是中國政府希望傳遞的資訊。
隨著增長放緩的幅度超過預期，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3月份承諾，進一步的監管將更加透明和可預期。
一些經濟學家表示，如果增長出現強勁反彈，中國可能在今年秋天的中共會議後重提「共同富裕」倡議。
不過，目前還不清楚習近平是否曾經打算採取更激進的措施，幫助中國百姓分得更大塊的增長蛋糕。牛津大學的Magnus和其他經濟學家表示，最簡單的方法之一是把更多收入以及控制權從政府轉移到私營部門，但這與習近平的初衷相悖。
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甘犁稱，另一種方法可能是對個人徵收遺產稅或資本利得稅，這將使更多財富從富裕家庭轉移出去，但可能也會遭到反對。
其他經濟學家說，中國需要改變地方政府獲取收入的方式——在中國的政治氣候下，這又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這可能會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
目前地方政府負責提供許多社會福利，但通常負債累累，自行籌集資金的能力有限。因此，地方政府沒有什麼動力去承攬大規模的福利項目。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史宗瀚稱，相反，地方官員傾向於投資那些能更快見效的項目，比如基建項目，或者對中國領導人來說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比如實現半導體「自給自足」或增強軍事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