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過，這種透過裝扮神鬼的行為模式於歷史上的傳承軌跡，有必要展開更細緻明確的梳理解析。因為各地的傳承環境、歷史背景、文化情境皆有其特殊性，更何況看似漢人為顯性主流的台灣民間傳統，也需顧慮原住民族及歷代不同統治者間接隱性留下的文化元素，可能出自美感偏好、社會風潮、信仰觀念、生活慣習之下的影響。
話說回來，人類透過裝扮驅鬼祈吉等儀式行為，也非上古中國獨有，舉凡埃及、希臘、美索不達米亞等古文明大國也都流傳著相似的文化傳統，顯示人類為了某些目的而變裝是普遍通俗的行為模式。當然，無可諱言的是，台灣漢人的信仰文化源頭多源自中國，神將或各地所稱的大神尪、將爺等人穿戴巨型神偶裝置（假形、神殼）操演舞動，或是八家將、什家將、官將首等以打臉著裝的假裝類型，這些文化表現的傳承途徑，大致歸結於清代從中國福建一帶所傳來，甚至傳承源頭可聚焦於福州一帶。只不過，關於神將、家將如此變裝扮神的做法，這百年在台灣各地的具體傳承樣態為何？
筆者檢視至今各種相關研究出版與研究動態，多數仍著重於個別性的報導介紹，站在歷史軸線及民俗學觀點的傳承文化探究，仍顯得單薄不足。
台灣民間信仰擁有多神崇拜與擬人化特質，認為眾神並非全能，因此於民間信仰中的神祇眾聖，各自具有不同的形象、屬性、職能、能力。主神為了順利執行職責、彰顯神德，便需借助於其他神祇的力量。因此，文官性格的主神多搭配武神為從屬，武格主神也配置著武神、文神，或者是女神與具相似特質的屬神構成從屬關係，甚至是由無任何特殊因果關係所構成的從屬，皆為民間的祀神觀中，職能輔助說之下所呈現的信仰現象。如文官形象並具司法神格的城隍爺，便為了順利地實行緝兇除惡職務，便需借助於七爺、八爺、牛爺、馬爺等神祇為屬神。另一方面，又如八家將、什家將、官將首等不論以神像或採以神將、扮將等形式，在廟宇祭祀、宗教儀式、出巡繞境中的體現，除了具備有捉拿鬼魅、祈安驅煞等嚴肅的宗教意涵，另一方面也具備了民間迎神賽會追求的排場熱鬧等功能，後者又以北部地區結合北管軒社文化下的七爺、八爺神將最為明顯。
位於台北大稻埕的靈安社，創社於1871 年（清同治10 年），這座子弟軒社為清末大稻埕地區居民為參與霞海城隍祭典活動所籌組，該年前往福州訂購謝范將軍神將作為迎神之用。如此赴中國福州訂購神將的例子，到了日治時期仍存在，像是新莊地藏庵的一對謝范將軍神將，即是出自辜顯榮為還願，於1911 年（明治44 年）從福州購買而來。1914 年（大正3 年），宜蘭城隍廟信徒為了參與迎神繞境，也前往福州訂製謝范將軍神將；同時期，享有神將窟美喻的蘆洲，也盛傳神將文化因福州師傅來台兜售而肇始。1921 年（大正10 年），蘆洲當地的子弟軒社樂樂樂還為了購置神將遠赴福州，購得「甘輝」、「萬禮」神將頭回台組裝。1924 年（大正13 年），大龍峒德樂軒也從中國購置楊李二將軍，贈與大龍峒保安宮，作為保生大帝遊境之護駕神將，以壯觀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