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這大概就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囚徒困境吧！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1950年由弗勒德（Merrill Flood）與德雷希爾（Melvin Dresher）提出理論，然後再由塔克（Albert Tucker）所命名的一個著名論證。此困境的思考開創出「非零和的博弈理論」，反映出來的結果就是：個人為自己利益所做的最佳理性選擇，通常都不會帶來整體的最佳結果。簡言之，囚徒困境的論證，所映照出來的，不過就是人性的本質而已啊！
在此，請容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一下什麼是「囚徒困境」。
如果警方逮捕甲、乙兩名嫌疑犯，但沒有足夠證據指控二人有罪。於是警方採取將兩名嫌疑犯分開因禁的方式，並分別和這兩人提供以下相同的選擇：
如果兩人都不認罪，那麼在罪證不足的情況下，僅能處以最低罰則，即兩人都必須服刑半年。
如果兩人之中只有一人認罪，那麼認罪的那一人可轉作證人而獲假釋，而堅持不認罪的另一人則因藐視律法加重處罰判刑10年。
如果兩人同時認罪，則兩人既不加重也無減輕罰則，均處以5年刑期。
那麼，如果我是兩個嫌疑犯之中的一個，我該作何選擇呢？
或許讀者會說：「如果我真的沒犯罪，那就堅持不認罪啊！」好，那如果我真的有犯罪呢。誠實如讀者，你可能還是會堅持如實地回答：「那就認罪啊！」果真如此，那世間的所有繁瑣的法律條文大概可以刪去大半以上了，因為人們的誠實讓這些條文顯然多餘了。可惜的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這麼誠實，至少和我一起被警方抓的另一個人，他就不見得這麼誠實。
這道難題之所以是困境，其實就是在於人性的複雜。試想，就算我是無罪的，但另一人會不會為了求自己假釋或減輕刑期而認罪，結果卻害我不僅有罪，而且是加重罪責呢？更有趣的是，這個害怕另一人認罪的想法，會不會又影響了我是否要認罪的決定呢？所以，這個難題的困境，就是在於不管我本來有沒有犯罪，我都很難不去考慮另一個人的心態，而讓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認罪的抉擇啊。因為，不論我作出何種決定，都會影響到另一個人的處罰結果；而且我還必須考慮到另一個人的決定，也會影響到我的處罰結果，可是我又不是另外那個人肚裡的蛔蟲，我怎麼知道他會怎麼決定，那我在不知他的決定為何的情況下，我又該怎麼做決定呢？
其實這道難題是曾經做過調查的，多數的人們在經過慎審理性的評估後，通常會選擇認罪，不論他是否真的有犯罪。原因分析起來很簡單：如果我不認罪，他也不認罪，那我的刑罰是次輕的半年刑期，但若他認罪了，我就要面對最重的10年刑期，所以我如果採取不認罪的態度，那麼我就是在賭次輕跟最重的這兩種刑罰；另一種選擇是，如果我認罪，他不認罪，那我就可獲假釋緩刑這個最輕的處分，但若他也認罪了，那麼我就跟他一樣要被處以次重的5年刑期，所以我如果採取認罪的態度，那我就是在賭最輕與次重的這兩種刑罰。所以，如果在「次輕與最重」和「最輕與次重」之間作選擇，多數人會選後者，換言之，就是選擇認罪，把可能的刑罰風險降到較低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