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筆者參加了一場好友的「生前告別式」，一位對教育工作充滿熱情與理想的大學老師，在去年被診斷為癌末，歷經了近一年的化療，終於在醫師審慎的評估後住進了安寧病房。與這位好友相識近二十年，記憶中他永遠是那麼有活力與衝勁，總是站在教育工作的最前線，但是據他家人轉述，他經常忙到半夜才就寢，隨即一早又趕赴學校上班，每天睡眠不到5小時，長期累積的身體耗損終致不堪負荷而病倒。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自我過高的完美要求所導致的身體超荷。但是，果真是這樣嗎？據筆者了解，我這位好友所任職的大學，它的團體保險在這幾年中因醫療理賠數量過高，而被保險公司拒絕再承保該校團體保險業務。顯見該校教職員的生病比例之高，已然超過一般醫療保險的精算風險值。如此一來，筆者還能將好友生病一事，視之為自我要求太高的特殊個案嗎？
環顧當前台灣各大學的教育環境，為求國際化而大量至越南或蒙古招生以衝高國際學生比例、或是為申請教育部各項大型計畫補助而偽造各類漂亮數據、或是為達各種KPI指標而過度動員師生、甚至近年來在教育部的刻意引導下，各校還發展出各式名為「社會責任」的社區服務工作。這些林林總總的繁瑣工作事務，無一不是層層疊疊地加諸在大學校園內的全體師生身上，其結果當然是學生的學習成效低落、老師的教學和研究品質停滯。所以，當前的大學環境現況是，如若有某位老師想同時兼顧學校在其教師評鑑上所標榜「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的各項指標，必然會疲於奔命、犧牲家庭生活與健康品質，否則就必須虛與委蛇地應付了事以求自保。如同筆者這位好友曾說的，他在行政職務任內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每當他面對校長的職權時，沒法勇敢地對校長堅持正義公理的立場。
筆者曾與南部某所私立大學校長有過一段對話，正好可以突顯當前此種大學校園的荒謬性。
筆者：「請問校長，您覺得現在台灣的大學教育是否成功？」
校長：「現在的大學教育品質的確比以前下降很多了，而且有很多活動都是為了符合評鑑才做的，其教育意義並不大。」
筆者：「既然校長不滿意現在的大學教育品質，那麼貴校是否有任何改善措施以恢復大學的理念？」
校長：「沒辦法！」
筆者：「為什麼會沒辦法？您不是也覺得當前的大學教育有許多缺點嗎？」
校長：「雖然我覺得現行大學教育有諸多缺點，但是我還是必須繼續做下去，因為其他大學也都是這樣，我們學校沒必要跟他校做不一樣的事。」
一場對話在此劃上句號，因為筆者默然地意識到：原來連大學的主政者都知道他們現在所做的一切終究是徒勞無功，可是他們卻又不敢不繼續做下去，因為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耗損更多的人力與經費，投入這場大學之間的惡性競爭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