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只是民運的爆發點。如前文提到，真正的社會原因是1987年大家長的反自由化和違反黨所定機制把胡耀邦罷免，到了1988年，大家長硬闖物價關導致「官倒」橫行、物價飛漲，超越人民的承受能力。這些才是民運產生以及得到社會普遍響應的原因。
1989年1月，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寫了一封公開信給鄧小平，指這一年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五四運動七十年，還是法國大革命200年，建議中國特赦魏京生和所有類似的政治犯，以促進良好的社會氣氛。這封措辭溫和的建議信，獲得北京文化界33位知名人士響應，接著是中國科學界42位名人也以公開信支持。香港和海外則得到有數以千計的名人簽名回應。中國民主運動其實從1月就啟動了。在大家長主導下的中共政權對這些溫和訴求置之不理。於是，才在4月因胡耀邦去世而爆發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的抗爭行動。
從1月開始，北京的訊息可以說是瞬息萬變。4月民運開展，更是吸引了全球媒體聚焦。香港的電子新聞播報頻率越來越緊湊。《九十年代》編輯部日日夜夜關注事態發展。每月1日出版的《九十年代》六月號的專題是「北京學運」，到六四屠殺發生，又在15日增出了特集「屠城記事本末」。兩本都兩度加印均瞬即售罄，可見香港人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感情投入程度。
我在那段時間，成為電子媒體爭相訪問的紅人。這不是我引為驕傲的事，而是我在電視螢幕前流淚和對中國的絕望時期。停在雜誌社門前的電視新聞台和廣播電台的車子，或來訪問，或接我去電視台接受訪問。而在多次電子媒體的評論中，我最被香港市民記得的一句話，就是在六四前，中共禁止了境外記者在街上採訪，停止外媒使用電視衛星傳播畫面，我說這是準備「關起門來打狗」，預言會有大鎮壓。另一句是六四後我說中國現在實行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黑社會主義」。許多中國和海外人士給雜誌撰文表達他們的感受，包括詩人顧城和楊煉。但讓我記憶了數十年的句子，卻是寫在天安門廣場北側地下道牆上的沒有署名的詩作。下文再介紹。
失敗者回憶錄124：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六四鎮壓後，香港在當天再次有百萬人大遊行，打出橫額：「今日北京遭鎮壓，他朝香港也相同」。
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使香港的民情民意出現大轉折：過去對政治冷漠，面對主權轉移的無奈，或移民、或買外國護照作保險、或消極「等死」的香港人，因北京學生爭民主並獲各界支援的電視畫面，而激發起對中國走向民主的期待，從而大規模去關心中國政治事態。六四改變了許多香港人從逃避轉為面對現實，積極參與支援中國民主或聯合中國民主派抗共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