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南接替許家屯的酒會上，周對他的前任連一句禮貌上的稱讚話也不說。許知道對他的清算，即將到來，他的人脈也會遭到清洗。他認為只有離開才有機會為黨高層的「健康力量」發聲。這是他出走的原因。
八九民運及六四後，我頻頻上電子媒體接受訪問，並當過議政清談節目主持；我又受邀做中文金曲頒獎禮的頒獎嘉賓。另外還在港台電視劇「獅子山下」的「風風雨雨」中當演員，我在劇中擔任一個電視台的新聞總監，劇情是面對九七香港新聞界的困境，我因這故事符合我的憂慮而願意嘗試。頻頻出鏡，使我的知名度大增。翁松燃教授後來在我的一本書中賜序，指我是「突出的意見領袖」和「其他媒體的一個最愛」。以那幾年的情況來說，謙虛點可以說是「浪得虛名」，但「虛名」是確實有的，是新聞界的公眾人物。
1991年，香港立法局開始了部分議席的直選。中英聯合聲明定下的政制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英國想在九七前就設置好選舉機制，但一直受到中共反對阻撓。91年是直選的起步，香港民主派已經躍躍欲試。當時有朋友慫恿我去參選，但我完全不考慮就拒絕了。民主政制至少要在不可改變的規則下進行，才能確立。英國哲學家羅素早在八十多年前說：「中國是一切規則的例外」。從中共建政後的歷史來看，即使在被認為最開明的鄧、胡、趙時代，都不能擺脫這種「自訂規則都例外」的一人獨斷惡習。六四前後中共高層權力的運作內幕，更使我相信這種惡習只會越演越烈。
我知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夠保障自由與法治，但對中國行使主權下能夠維持民主制度真是不抱希望。我想我還是留在輿論陣地比較好，畢竟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成熟，以第四權去監督政府也許可以延續得長久一些。
這是內幕之外的我自己的故事。
失敗者回憶錄128：《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當年將我們視如寇讎的親國府人士，今天回想起來，聽聽不同意見不但沒有壞處，而且還大有好處。
在回憶錄的「題記」中說，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朝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是我之所以稱為《失敗者回憶錄》的原因。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台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在言論上推動台灣民主化，台灣終於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1988年，「李匪怡」獲批准首訪台灣。兩年後，《九十年代》出版台灣版創刊號。
那是台灣政治大轉彎的關鍵時刻：威權政治未完全退場。本省人李登輝剛接掌總統和國民黨主席大權，黨禁雖開放唯國民黨仍然一黨獨大，立法院仍未全面改選，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未退職，仍然有選舉總統、修憲等憲政職能。面對中共六四後向更趨專制倒退，台灣的防衛意識未能鬆懈。因此，《九十年代》在台灣獲准出版也並不容易。本刊編輯、在台負責人邱近思多番奔走、爭取、交涉，在1990年4月獲知，行政院港澳小組會在4月底開會，屆時將通過七種海外中文政論雜誌進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