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南接替許家屯的酒會上,周對他的前任連一句禮貌上的稱讚話也不說。許知道對他的清算,即將到來,他的人脈也會遭到清洗。他認為只有離開才有機會為黨高層的「健康力量」發聲。這是他出走的原因。
八九民運及六四後,我頻頻上電子媒體接受訪問,並當過議政清談節目主持;我又受邀做中文金曲頒獎禮的頒獎嘉賓。另外還在港台電視劇「獅子山下」的「風風雨雨」中當演員,我在劇中擔任一個電視台的新聞總監,劇情是面對九七香港新聞界的困境,我因這故事符合我的憂慮而願意嘗試。頻頻出鏡,使我的知名度大增。翁松燃教授後來在我的一本書中賜序,指我是「突出的意見領袖」和「其他媒體的一個最愛」。以那幾年的情況來說,謙虛點可以說是「浪得虛名」,但「虛名」是確實有的,是新聞界的公眾人物。
![1990年中文金曲頒獎禮,與亦舒一起做頒獎嘉賓。(作者提供) 1990年中文金曲頒獎禮,與亦舒一起做頒獎嘉賓。(作者提供)](https://image.cache.storm.mg/styles/smg-800xauto-er/s3/media/image/2022/04/25/20220425-061626_U1004_M759672_003a.png?itok=7wNJMRck)
1991年,香港立法局開始了部分議席的直選。中英聯合聲明定下的政制是「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英國想在九七前就設置好選舉機制,但一直受到中共反對阻撓。91年是直選的起步,香港民主派已經躍躍欲試。當時有朋友慫恿我去參選,但我完全不考慮就拒絕了。民主政制至少要在不可改變的規則下進行,才能確立。英國哲學家羅素早在八十多年前說:「中國是一切規則的例外」。從中共建政後的歷史來看,即使在被認為最開明的鄧、胡、趙時代,都不能擺脫這種「自訂規則都例外」的一人獨斷惡習。六四前後中共高層權力的運作內幕,更使我相信這種惡習只會越演越烈。
我知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夠保障自由與法治,但對中國行使主權下能夠維持民主制度真是不抱希望。我想我還是留在輿論陣地比較好,畢竟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成熟,以第四權去監督政府也許可以延續得長久一些。
這是內幕之外的我自己的故事。
失敗者回憶錄128:《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當年將我們視如寇讎的親國府人士,今天回想起來,聽聽不同意見不但沒有壞處,而且還大有好處。
在回憶錄的「題記」中說,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朝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是我之所以稱為《失敗者回憶錄》的原因。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台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在言論上推動台灣民主化,台灣終於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1988年,「李匪怡」獲批准首訪台灣。兩年後,《九十年代》出版台灣版創刊號。
那是台灣政治大轉彎的關鍵時刻:威權政治未完全退場。本省人李登輝剛接掌總統和國民黨主席大權,黨禁雖開放唯國民黨仍然一黨獨大,立法院仍未全面改選,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未退職,仍然有選舉總統、修憲等憲政職能。面對中共六四後向更趨專制倒退,台灣的防衛意識未能鬆懈。因此,《九十年代》在台灣獲准出版也並不容易。本刊編輯、在台負責人邱近思多番奔走、爭取、交涉,在1990年4月獲知,行政院港澳小組會在4月底開會,屆時將通過七種海外中文政論雜誌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