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國安特勤私菸案，依照本案一審判決記載，整體犯罪行為略以：涉案人員將應裝載上機之該等菸品「留置」在保稅倉庫，另「裝載」其他大量菸品上機銷售，且由國安人員即被告吳宗憲，持先前預購已刷之信用卡在機上「過卡」，後由被告陳穎彥，將置於保稅倉庫未上機之菸品「交付」被告吳宗憲，末由被告吳宗憲等8人以配有通行證之公務車「載運」菸品入境。一審判決因此認定本案被告構成稅捐稽徵法第41條逃漏稅捐罪。
但依上述判決事實，本案被告究竟採取何等積極行動，達到形同行使詐術之程度，而構成逃漏稅捐罪？或有再思考的空間。「走」免稅通道、以衣物「蓋住」應稅物品等行為固不可取，但應思考的是，難道一切違規行為，不論其不法內涵、情節輕重都要以刑罰處置？何況本案國安人員之違規行為，本有行政罰鍰等可以處理，如果過度擴大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適用範圍，將消極不作為之情形，硬是解釋成存在其他積極逃稅作為，不僅加重海關人員之檢查負擔，也恐有過度處罰、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疑慮。
從本案反思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課題
罪刑法定原則雖為社會大眾耳熟能詳，然現實上如何落實？卻始終面臨諸多考驗。特別是一旦發生社會矚目案件，而判決和輿論風向相左時，法官往往被批評成法匠，甚至是恐龍法官。面對這樣的輿論壓力及社會氛圍，若承辦法官因而有所顧忌，反而不利於司法獨立及罪刑法定原則的實現。過去的江國慶、蘇建和等人的冤案即屬適例，如今本案或也面臨相同的挑戰。
然如已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金斯伯格（RBG）曾言：「我們不為客戶服務，我們的使命是做對的事情——法律所要求的正義。」清楚道出法治國家的法官，其職責在於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以實現法律所要求的正義。如此理念，對於辦理刑事案件之法官尤其重要。唯有扣緊法律的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方能恪守罪刑法定原則之要求，毋枉毋縱，使國民能夠理解及落實「法律」與「法治」。
而國安特勤私菸案在本質上應屬「消極」未向海關申報稅捐之案例，依稅捐稽徵法第41條規定，及我國最高法院過往見解，是否構成逃漏稅捐罪，實應再詳加思量，尤應注意是否因此掏空罪刑法定原則的適用、以及是否會影響往後類似案例的處置。或許社會輿論上普遍認為，本案被告等乃國安人員理應重判。然如前述，任何人均無須因一時輿論，成為罪刑法定原則界線模糊下之犧牲品。法官之所以為法官，正因他們必須就法論法、依法審判，而且法律像是一部充滿精密構成要件的儀器，於輸入案件事實後，應精準輸出法律效果，在面對社會輿論一面倒之情況下，我們更期望的是法院堅守罪刑法定原則之最後防線，依法律所要求的正義，作出令吾輩欽佩之審判。
＊作者為萬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