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月庵繼續問道，近年日本學生的運動能量很低，即便2011年311福島事件後的反核大遊行學生也不多，日本年輕人為何至今沒有力量？
劉燕子則指出，日本近年成立的學生組織，是非常自制、控制的，而且完全不願意被稱作新左翼，可見當時的學運至今影響之大，讓學生不願意參加直接行動，但這不見得是他們不願意改變，他們只是不在現實，而是在網路上不斷發出聲音。
日本社會發出不同聲音非常困難 可能受到制裁
劉燕子提到，有人說日本的共同體是無數個小共同體組成，是個非常組織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上要發出不同聲音是非常困難，可能受到制裁的。她解釋，為何日本學生對於社會不憤怒？這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能改變的非常小，僅關注我是誰、我在哪裡等問題。
而有觀眾提問，日本社會如今有「草食男」，少男沉迷AKB48等偶像團體的現象，與當年的學運時代青年存在極大反差，這當中的變化是如何造成的？而現今日本的年輕人會怎麼看待#MeToo的全球性運動？
劉燕子解釋，如MeToo運動，在日本如今也是方興未艾，她指出，日本學運過去的暴力行動留下了極大的集體創傷，因此造成現今日本人反對直接運動；香港的雨傘運動、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其實都有對日本青年造成影響，但沒有直接顯現出來，這是出自於日本社會謹守秩序、潛規則的文化。
日本民主化過程沒有抗爭 缺乏對現實關注
傅月庵也表示，全世界的民主大多是透過抗爭而來的，但日本是戰爭後被一刀截斷，「是被美國人賜予的」。對此劉燕子也同意，她認為日本的民主沒有民主化過程中的種種抗爭與衝擊，因此缺乏對於現實的關注，日本孩子可說是「和平癡呆症」，就像小白兔一般，像她在學校，都會跟學生說民主是要經過抗爭的。
然而她也強調，儘管低薪、少子化等因素都讓日本青年覺得自己無法改變什麼，但他們並不是死水一攤，而是表達方式更加個性化。劉燕子舉例，如當年太陽花學運時她人在台灣，就在立法院前遇到一個日本女孩子，說她是來現場感受氣氛，體驗跟台灣人在一起的感覺，亞洲各地的學運，其實都會刺激著日本的年輕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