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企業籌資成本上升
歐美各國央行的利率調升，對於中國的貿易經常帳而言，反可能是荒漠中的甘泉。預期中國2022年貿易順差將持續縮小，低利率可保人民幣相對其他國際貨幣走弱，有助於提振出口，彌補國際金融帳中，投資流入減緩對中國資本供給下降的影響。畢竟對於北京決策核心而言，並不樂見國際主要經濟體採急剎車型態的貨幣政策，對於已經疲弱的中國經濟成長率產生負面的外溢效應。
但對民間企業的影響則大為不同，由於日本（1兆3,000億美元）與中國（1兆50億美元）是美國財政部發行債務最大的淨債權國，因此美元走強和利率上升，為這兩國產生財富效應。然而，對於這兩國企業而言，在國際市場的美元融資需求甚大，在聯邦儲備理事會貨幣緊縮政策後借貸成本將上升，伴隨美元隨之升值，一般公司籌資成本上升的程度雪上加霜。
家庭可支配收入減少抑制經濟成長
此外，對中國來說，美債利率上升主要問題在於造成企業美元計價負債的成本，以及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的風險上升。對於日本來說，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減少將會抑制經濟成長。就2021年底全球前100大金融機構而言，共有22家中資商業銀行（清一色為國營企業）以及9家日資銀行躋身當中，資產總值分別約為27兆5,000億美元與11兆1,000億美元，其中自然包括了大量美元計價的債務。相當部分在發展中國家的貸款在COVID-19後，陸續出現清償難以為繼的情形。
尤以中國伴隨「一帶一路」倡議所衍生的新興市場借貸，投資計畫的透明度以及公司治理本就較其他國家為差。對於正經歷景氣循環週期性，加上結構性改變雙重因素產生的成長減速之中國經濟，對貸放債權需進行重整的趨勢，此顯非佳音。至於日本央行對其國債殖利率控制策略，會進一步弱化日元的價值。固然可有利於對外出口競爭力，推高長期低迷的通貨膨脹，但亦將產生日本家庭的購買力縮減，上班族薪資將難以趕上物價上漲的重大副作用。
中期仍有利率上調壓力
在烏俄戰爭爆發後，全球停滯性通膨的機率大幅增加，中日兩國勢難置身事外，調整貨幣金融政策的機率隨之增加。烏克蘭及俄羅斯是世界上主要的糧食及能源生產國，兩國合計占全球小麥出口的30%。俄羅斯是世界第三大原油生產國和第二大出口國、第二大的小麥出口國、歐洲國家最重要的天然氣供應國，出口占全世界的8%，其各類金屬礦產、木材亦占重要地位；而烏克蘭則號稱歐洲糧倉，為全世界第三大的小麥出口國、第一大的向日葵主要生產國、全球稀土重要的產地之一。由於歐、美、亞洲民主國家（除印度之外）對俄羅斯史無前例的聯合且全方位經濟制裁（寡頭個人、國際貿易、國際金融、旅遊禁令、高科技及半導體禁運），更加快全球供應鏈重組。全球主要石油公司拒絕提煉俄羅斯的石油，甚至退出了在該國的投資，導致國際原油價格已飆升至14年新高。隨著穀物運輸的中斷，以及全球穀物、運輸和化肥價格上漲，食品價格開始飆升。國際糧價在戰爭爆發後一個月，已經超過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時的價格，主糧價格是前一年的2倍多。而中日兩國都需要進口大量的石油與金屬礦產，中國在戰爭之前，更是依賴烏俄兩國的小麥、玉米進口，甚至在烏克蘭還有租地耕種。以上種種因素，都埋下世界各國中長期物價波動的變數。由此觀之，中日兩國利率在中期將有上調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