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們將問題轉向社會學的思考。儘管在台灣通識教育似乎不受青睞，但我仍認為它是今日解決台灣社會亂象的一股良方。我們這個海島國家，在多元紛亂的文化衝擊下，在各種社會勢力與利益的夾擊下，呈現出一種失去規範意義，且過於庸俗與炒短線的政治文化。究其原因，我們並未在教育過程中培育出共享的文化共識，沒有為培育公民精神付出足夠的心力，更遑論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這些據說是知識經濟時代競爭力的核心）。就現實狀況而言，我們的大學只是讓科系(專業系所)在校園建立自己的霸權陣地，其主要功能就是向學校以外的國家與經濟職場製造並輸出產品—亦即大學畢業生罷了。這就是高級職業訓練所的真相。
其實，通識教育可以成為建立共享文化、公民素養，以及獨立批判精神與文化創造的基地。表面上它對於一個人的專業似乎沒有多大幫助，事實上正好相反，這些通識能力及素養，不僅有利於自己將來的專業競爭力，更對於整體社會帶來正面積極的意義。正如當代政治哲學大師史特勞斯所言的，博雅教育(通識教育)可以作為今日庸俗民主社會的解毒劑，這一點對台灣社會也許更具意義。
因此，我對台灣通識教育的建言主要是制度性的，也就是透過教育體制的改革。其具體作法是，第一，推動大一大二不分系，讓學生在大學前兩年可以真正將心力放在通識教育的學習上，培育獨立思考與知識統合的能力，如此可以建立通識課程的自主性；第二，各大學應建立主修與副修學程制度，取代今日的科系掛帥制度，學生在大學四年階段均屬於通識的學生，並選一主修及副修學程。科系只是教師及研究所的建制單位；第三，在通識教育課程中具體落實具有必修精神(或低度選修)的核心課程制度，把前面所言的共享文化、公民素養、批判精神與文化創新的內涵，在核心課程中實踐出來；第四，應建立有本土特色的通識教育，例如應規劃與傳統華人文化及經典接軌的通識課程、具有與台灣土地或人文高度結合的通識課程，或者能讓學生在行動參與中投入社會及社區關懷的通識課程，教育部或學校應鼓勵開設這樣的課程；第五，必須在制度上保障及鼓勵教師投身於通識教育與課程之優質教學上，例如擔任通識導師或通識教學績優者，可以減授上課鐘點，或作為教師升等的重要依據；第六，教育部或科技部應重點鼓勵有關於通識教育之研究，至少可以將通識教育列為科技部學術分類中獨立的一類。最後，上述的模式要能產生效果，則必須落實通識教育的評鑑，也就是，教育部應將通識教育列為各大學或各系所評鑑的核心項目(其評鑑結果實質影響教育部對大學的補助)，並應將上述六項作法列入通識教育評鑑的核心指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