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國際社會紛紛對北韓伸出援手，卻對中國正在發生的人道災難反應遲鈍？時評人長平借用「外示飢荒」與「人為而且被否認的飢荒」的概念對此進行了分析。
十多年前在上海的時候，我居住在華亭路，距離淮海中路僅數步之遙，對這座巨型城市繁華中心的車水馬龍難以忘懷。昨天，我看見上海網友貼出照片，顯示淮海中路商業大廈門口雜草叢生，不由得感慨萬千，生出「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嘆來。盡管上海官媒迅速闢謠，稱「台階上的草實為商場本身的綠化景觀設計」，但是因為長時間的封城，「景觀設計」變成了「自然生長」，卻是不爭的事實。
我想起當年的鄰居阿姨，一位下崗的單親母親。跟很多上海人一樣，她總是把自己打扮得端莊雅致。但是她生活艱難，同時打著幾份雜工，從早忙到晚。我猜想她已經因為城市改造喬遷新居，經濟條件也大為改善，為生活在這座城市感到自豪。但是，她會因為封城而再次陷入困境嗎？她那早年輟學的兒子會幫助她「搶菜」嗎？她會因為核酸陽性甚至陰性被拉去「方艙」隔離嗎？她會因為抗拒「志願者」焊死大門而被打嗎？抑或在對政府的服從與反抗之間彷徨與掙扎？
中國政府對社會控制的興趣遠大於進口更好的疫苗
這些擔憂之所以特別讓人感到悲哀，是因為長期封城的折騰沒有必要。新冠疫情發展到今天，抗疫需要的並非嚴厲的封城措施和大規模的核酸檢測，而是高效的疫苗推廣和醫療救濟，這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但是，中國政府顯然對社會控制的興趣遠遠大於進口更好的疫苗。即便根據中國法律，政府也不可以隨心所欲地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因此，已經很難定義中國政府的「清零」政策仍然屬於（不恰當的）「防疫措施」，可以說就是赤裸裸的人道災難了。
封城初期，上海出現了嚴重的飢餓現象。當時，我在此專欄中介紹了法國學者、反飢餓國際人道行動組織主席布呂內爾（Sylvie Brunel）的《飢荒與政治》。和經濟學家沈恩（Amartya Sen）的觀點一樣，布呂內爾在這本書中指出，人類發展到現代社會，「自然飢荒」已不復存在，所有飢荒都是人為導致。事實上，這些學者討論的飢荒問題，可以置換為幾乎所有的專制政權制造的人道災難。我不妨做一個「文字遊戲」，把書中一段話中的「（現代）飢荒」替換為「防疫次生災害」（雖然如上所述，我並不認為這些災害屬於「次生」），就能對當下的中國提出完美的解釋——
防疫次生災害的真正問題在於人所共知的骯髒利益的算計：只要某個政權能夠把通過使民眾受餓來攪動強國的私欲進而從中獲益，只要這個政權不受懲罰地對屬下民眾任意施暴和肆意鎮壓而不被制止，防疫次生災害現象就會一直存在下去（參見《飢荒與政治》第3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出版，王吉會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