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檢察官都不是神，沒有神力可以看見過去已經發生的真相，只能盡量在法定證據方法的限制下搜集及拼湊事實，並且查明是非黑白......
70歲的阿嬤慢慢走進偵查庭坐下來，她是走在路上被車撞的行人，當初警察做筆錄時說：被告詢問我要不要報警跟叫救護車，我當時人很不舒服，希望被告不要碰我，所以我跟她說不要，但對方好像誤會我的意思而沒有報警及叫救護車，後來被告幫忙買了3個便當，又給1千元說要給我看醫生後，就藉口要趕上班，留下假姓名假電話的字條，未經我同意就跑掉了等語，阿嬤因此提出過失傷害及肇事逃逸的告訴。
前次開庭時阿嬤未到庭，只有被告到場大聲喊冤說：阿嬤當時沒有受傷，只說腰痛，而且如果真要跑掉，買便當時就可以跑了，當時我說要去上班，阿嬤說好，上車時阿嬤叫住我，跟我要電話、名字，我覺得不合理怕是假車禍，才留假名、假電話給阿嬤等語。（但誰會相信被告這樣的抗辯？沒有受傷幹嘛給1千元看醫生？既然阿嬤有同意才離去，為什麼要留假名、假電話？再者如果認為是假車禍，又為何不報警處理？在在均與常情不符，但是不能因此常情就起訴說服法院判處被告罪刑....，檢察官心裡這樣想）。
今天的庭就是雙方對質，兩造都到了，距離事發只有將近4個月，盤算著阿嬤的記憶力應該還好吧的時候，剛入座的阿嬤就說本案已經和解不要告了，檢察官的心隨之涼了半截，果然阿嬤翻供改稱：被告有說要叫警察跟救護車，我怕麻煩沒有答應她，就跟她說不必叫警察跟救護車，她說趕時間要上班，我就同意她走等語。檢察官就問了：那阿嬤妳為何跟警察說的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呢？阿嬤只說：我老人家70歲了記不清楚講話顛顛倒倒，我大女兒入庭也這樣說等語。（這這這……，這麼前後不符顯有瑕疵的證述，顯然是不能起訴了....檢察官這下子傷腦筋了）。
以上這些敘述，就是檢察官偵查（或法官審理）案件時，經常會遇到的情境，更不用講也會有許多當事人為了保護自己而睜眼說瞎話。可是，法官、檢察官都不是神，沒有神力可以看見過去已經發生的真相，只能盡量在法定證據方法的限制下搜集及拼湊事實，並且查明是非黑白，過程中就算心中認定被告涉案，然而倘若沒有相關積極證據加以佐證，也只能徒呼負負莫可奈何，無法對被告加以起訴或判刑。
舉例來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胞兄金正男遭毒殺身亡，就算千夫所指認金正恩幕後操縱，但是假如沒有犯罪證據就不能這樣認定。所以，在許多告訴人指訴被告犯罪的個案中，因為只有告訴人的指述，沒有其他證據可供調查審認，最後的結果只能寬縱被告。這就是我們的司法，雖然不是每個案件都能徹底實現人民期待的包青天式絕對正義，有時看似蠢笨的教人生氣甚至破口大罵，這或許有時候增加了人民對於司法的不信任，但也正是這種執著「證據」、「證據」、「證據」的價值選擇，才保護了我們所有人不會被輕易入罪。您說，不是嗎？
＊作者為桃園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本文由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提供，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