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以後，王正方就一頭栽進電影行業，多次來往北京，拍出了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北京故事》。與此同時，他又寫了不少小說和雜文。小說用的筆名是方方，雜文用的筆名是「唐荒」。那些年，他常在香港，我們混得很熟。他談吐幽默風趣，跟他聊天是賞心樂事。
1987年《北京故事》上映後，我邀他訪談並記錄成文發表。他比較了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的社會。他認為香港在流行文化上成就很大。台灣有越來越開放的趨勢。至於他去了十多次並在那裡拍了故事片的中國大陸呢？他提出一個理論：如果政治上的自由，以及經濟上的發展，能夠以數字來表示的話，這兩者加起來的總和是維持不變的。也就是說，當經濟比較好的時候，就會缩小民主自由的程度，但當經濟快要崩潰了，政治上就會允許你多講點話。他不認同當時許多西方人所持論調：在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帶動政治的民主發展。
楊誠筆名殷惠敏，是「自由神下」的專欄作家之一。在「自由神下」之前，他就以漁父的筆名給《七十》寫過不少文章。他是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徐復觀的得意門生，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寫過學術性專著《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不過，在《七十》《九十》寫的卻是通俗流暢、語言生動，有時甚至是古靈精怪的文章，極具可讀性。
1990年七月號，殷惠敏寫了一篇《小小的死亡》，從性高潮談到這種感覺對生理的影響，是生命的提升，可以延年益壽。那時，我們的台灣版剛創刊不久，居然收到台灣新聞局的一封警告信。可見解嚴未久的台灣社會，還拘泥於過時的仁義道德。
楊誠有一篇以花子虛的筆名寫的《李瓶兒的夢》。前面講台灣一些人一廂情願地說要跟中國建立「大中華經濟共同體」，建「二元合作聯邦制」「邦聯」等等。作者說中共在未得勢之前，也曾說要結合中國本土、蒙古、西藏、新疆，建立一個中華聯邦共和國，毛澤東甚至在《西行漫記》對斯諾表示支持台灣獨立。但奪得全國政權後，就是另一回事了。
於是就講到小說《金瓶梅》的一個片段了。李瓶兒原是花家貴夫人，同隔鄰的西門慶暗通款曲，西門慶少不得甜言蜜語，來討她歡心。李瓶兒的夢就這麼編織起來了。等到西門慶奪得花家的財和人之後，過了門的瓶兒還想擺個身段，沒想到西門慶一下子變了臉，拿起皮鞭就抽，抽完又幹個死去活來。「套句台灣的文藝腔：李瓶兒的夢破碎了！」
《李瓶兒的夢》寫得調皮、有趣。聯想到中共這一百年來的歷史，西門慶的甜言蜜語，還真是讓數不盡的張瓶兒、陳瓶兒永遠不會吸取前人教訓，永遠在編織夢境呢。香港也有這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