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府急著趕進度、一夕之間改變清零政策，確診忽然變成一件值得鼓勵的事，綠營側翼宣傳全家確診的好處，親政府的專家讚揚「好的黑數」，「確診要趁早」一時也成為國家政策新主流；然而，兩個月下來答案揭曉，如果不得已要確診也要「寧晚勿早」，晚確診者至少可以搭便車、受惠於早確診者的經驗和痛苦，在台灣因此得到好處的，就包括防疫沙皇陳時中。
包括Omicron在內的新冠病毒，就有如韋伯新教倫理中的上帝，即使科學家都無法完全掌握其軌跡和演變，但除了自然的不可測外，台灣則另有負面的人為因素，政府自大自滿、遲滯拖延，導致後來者（疫情爆發）的台灣，無法學習先行者（疫情早爆發國）的經驗，因此，從4月中下旬疫情開始上升時，第一波確診的、包括重災區的北部民眾首當其衝，如同面對滔天大浪卻毫無救生裝備。
很多事可以邊做邊學，但防疫也要邊做邊學卻是以人命為代價，在台灣這也是個痛苦的歷程，而且留下後遺症；就以快篩試劑為例，因為事先準備不足，疫情上升後措手不及，總統蔡英文誇海口五月會有一億劑快篩到貨，暴利引來倖進之徒，不少原非醫材公司立即改登記，食藥署無能把關，圖利特定廠商的傳聞不斷，更嚴重的是，政府把關不力後竟出現假冒的的富樂快篩試劑，卻可能延誤人民就醫的關鍵時間。
再以恩恩事件為例，恩恩爸責怪新北獨創SOP、要求119要先問過衛生局才能送確診者到醫院，事實上，這是中央指揮中心原來的就醫交通方式指引，一直到恩恩4月20日過世，中央指揮中心才放寬規定；換句話說，原來要經衛生局同意的送醫原則，仍是清零的控制思維，蔡政府與指揮中心開放讓人民與病毒共存時，卻忘了修改規定，一直到恩恩成為第一個犧牲者，後來的人才得以受惠。
台灣的致死率已高於萬分之十三，第一批在戰場上倒下去的有近五成是在三天內死亡，不少專業醫生判斷是用藥太晚也太少，這樣專業的聲音及民意壓力終於讓指揮中心明定：六十五歲以上確診者或有風險因子就直接開藥。對尚未確診的中高齡者而言，這是少許可以安慰之處。
最諷刺的是，做為疫情指揮官的陳時中，正是晚確診的受益者，他可以快篩陽就確診，免受醫院排隊等PCR之苦；他目前69歲，醫生依規定可以開抗病毒藥；醫生開給陳時中的抗病毒藥莫納皮拉韋，一開始只有五千分，也是經輿論批評後才加強採購。
這些救命措施，陳時中不是一開始抗拒，不然就是沒想到，他現在可以得到這些處置完全是因為有先行者付出血淚的代價，身為指揮官卻搭了受苦的確診者的便車，這是莫大的諷刺，然而這可不是他最大的受惠；疫情以來，不少民主國家的法治都受到挑戰，面對生死關頭，屬憲法原則的人人平等還有實質意義嗎？英國首相強森不遵守自己訂定的防疫規定，面對調查、罰款、甚至倒閣風暴，英國媒體猶認不足；相反的，台灣從特權疫苗到特權PCR，從未見有人被追究，台灣的法治基礎遠遜於英國，特權被視為理所當然，莫納皮拉韋再不夠，難道還會少了陳時中一份？作為後來的搭便車者的好處是，他可以理所當然的享有這些「權益」，而不必面對「特權」的污點。
從指揮官到搭便車的後來者，陳時中早已失去光芒卻還是民進黨角逐台北市長不可或缺的人選，可笑的是，陳時中之所以不可或缺，卻完全是負面因素，而不是他有什麼正面特質特別適合台北市；第一、陳時中不具未來性，因此不會對民進黨各大派系帶來威脅，第二、如果放棄陳時中，形同蔡政府承認防疫破功，傷害執政的正當性；第三，即使民調下跌，但民進黨仍有強固的基本盤，在三足鼎立下，陳時中大有當選空間。
陳時中的缺失卻成為民進黨非挺他到底不可的理由；離選舉不到半年，黃珊珊早已在台北參與規畫各種政策、蔣萬安陸續提出政見，連未得到民進黨高層青睞的林佳龍都已提出疏解內科塞車問題的政見，只有陳時中不疾不徐、毫不在意與台北的關聯性，因為他參選台北市，不是為了在首都實踐夢想，而是要維持蔡政府防疫成功的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