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川普上台，美中競爭正式檯面化，美國自2018年起對中國加徵進口關稅，並祭出商品和科技出口管制等措施。反觀在此期間台美關係持續升溫，美國除了通過《台灣旅行法》、《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台灣法案》及《台灣保證法》等多項友台法案之外，也在2021年7月重啟TIFA會談，並於2020起連續兩年舉辦「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EPD），雙方針對經濟、供應鏈、健康等議題展開合作對話，美國亦表態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
而為尋求台美經貿關係的實質進展，我國在2021年1月有條件放寬美牛和美豬進口來回應美國長期以來對此議題的關切，加上去年年底四大公投結果台灣多數民意否決「反萊豬」進口議題，皆在向美方傳達我方期待與美國深化經貿合作的意願。
那麼，美國的態度與期待為何？話說從頭，二戰之後，美國是國際貿易體系多邊主義的主要推手，對於區域或雙邊貿易協定興趣缺缺（甚至排斥），此態度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發生轉變，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美國當時對於多邊貿易體系進展緩慢感到不奈，期待透過區域規模談判，給不願在多邊體系下做出讓步的成員製造壓力，此階段也是美國開啟多邊和雙邊並重的「雙軌貿易政策」時期；其次，美國希望藉由擴大貿易政策範疇，與貿易夥伴展開多元合作。例如，美國透過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現已改為USMCA）深化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在投資規範和能源領域的合作；第三，與政治氛圍有關，冷戰期間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單邊讓利而不尋求互惠的作法，在國內已逐漸失去支持，美國希望藉由雙邊FTA談判，迫使開發中國家放棄保護主義。
作為全球經貿秩序的主要倡議與制定者，美國對外洽簽FTA往往帶有濃烈的戰略意涵。對美國而言，FTA不只是實現經濟目的的戰略工具，更具有外交政策的戰略意義。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各國洽簽FTA不外乎為了追求整體經濟效率的提升，並促進與貿易對手國的經貿往來。但對美國而言，洽簽FTA除了有經濟面的考量，更有將FTA作為外交政策延伸的實質意義。例如，美國與約旦簽署FTA，即是基於地緣政治考量，目的是建立中東阿拉伯世界的盟友。
由此可知，美國對外洽簽FTA的策略思維不僅止於純粹的經濟利益，更同時帶有政治與外交的戰略意涵。在經濟面，藉由FTA削除貿易關稅障礙，可降低美國的進口價格、擴大產品出口市場，以及深化與夥伴國在不同經濟議題上的廣泛合作。在政治和外交面，FTA可作為外交政策的代理手段，有助於美國與夥伴國強化政治與安全議題的合作，並敦促夥伴國啟動經濟體制的內部改革，同時鞏固美國在不同區域的實質影響力。例如，東協在2005年至2008年逐步完成「東協加一」拼圖，美國當時即擔憂會被排除在東亞區域主義之外，遂採取「樞紐與輻條」（hub and spoke）策略，以美國為軸心，東亞國家為輪輻，目的就是希望減弱東亞經濟朝向集團化發展的趨勢，確保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美國與新加坡和韓國的FTA即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完成簽署。
回歸主題，近年台美關係升溫，美國在防疫和維護台海安全議題上給予台灣許多支持與實質幫助，倘若台美順利簽署FTA，意味著未來雙邊經貿連結將更加緊密，同時亦可藉由FTA開啟雙方在產業經濟與科技安全等議題的合作機制。
如前所述，美國對外洽簽FTA的決策考量向來帶有經濟、政治和外交動機。台美FTA除可為雙方創造經濟利益（產業、科技、供應鏈韌性），隨著美中兩國競爭態勢從過去的隱晦模糊轉向清晰，台灣在全球關鍵科技發展與東亞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將更為凸顯，台美深化經貿合作，不僅符合美國印太戰略的總體目標，亦有利於鞏固雙邊國家安全與核心利益。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新興市場研究中心主任、台北大學經濟系兼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