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寫此文時,友人傳來噩耗:老友倪匡走了!
失敗者回憶錄167:論政生涯進入下半場,想起倪匡
我的論政生涯大約可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
上半場是從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到1998年《九十年代》結束。我和雜誌的關注點主要在海峽兩岸,儘管後十多年關注香港前途,但讀者、作者及影響力以兩岸為主。對中國大陸的報導和認識,經歷了徹底的改變,大陸局勢使我和讀者、作者有了「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並因此成為獨立的媒體。有大陸朋友認為,在四人幫事件後,雜誌對大陸局勢有正面影響,但我認為這影響無法動搖專權體制的絲毫。對台灣,我們雜誌則順應台灣黨外的潮流,發揮了「外轉內」推動民主化、自由化的一些作用。
在香港,作為「反回歸」派的主張,雖據理力爭,卻無力回天。九七主權轉移後開頭一年,發現沒有想像中那麼糟。於是,在傳媒環境改變下,雜誌休刊。上半場劃上了句號。
我放下沉重的編務,移民加拿大,遠距離為《蘋果日報》寫評論專欄。我的關切離不開香港。2003年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後,我又回香港長住了。
這就開始了我下半場的寫作生涯。除了《蘋果》的議政專欄外,我還在《經濟日報》副刊寫不涉政治的專欄,在香港電台開始了每週五天的「一分鐘閱讀」節目。後來在《蘋果》副刊也寫過每週四天的專欄,偶爾還客串寫社論。到2005年,黎智英邀我擔任論壇版主編。這以後,我為《蘋果》固定寫社論,後來寫「世道人生」專欄,深度介入了主流媒體對香港的政治論述中。
這論政生涯的下半場,我廣泛閱讀,挑戰性的思考不斷襲來。對於已屆退休年齡的我來說,並不平靜。我不斷產生思想上的反省和糾結,在耄耋之年受到香港年輕人的精神召喚,對逐漸沉淪的香港越發有難捨難離的感情。
在香港主權轉移二十年的過程中,我目睹承接八九民運思潮的「愛國民主派」的興起與衰落;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膨脹和對香港的侵凌;年輕本土派的崛起,他們與傳統民主派的矛盾以至對立;香港傳媒、政界以至整個社會從文明到「始於作偽,終於無恥」的淪落……。這段變化之速、之惡劣、之深刻,給我的教訓、對我人生的影響,比上半場論政時代更甚。我寫下的文章,留下的政論結集,自認為比上半場有價值,甚至不謙卑地、冒大不韙地說,我的寫作對香港年輕一代思想有一定的影響。
正在寫此文時,友人傳來噩耗:老友倪匡走了!
哀傷之餘,我不禁想到在中英談判期間,倪匡是和我一樣,公開表示反對九七轉移主權的寫作人。我們的想法反映社會上的多數,卻是公開表達這意見的少數。2019年他曾跟我說,如果當年香港有100萬人遊行反對主權轉移,英國一定不會同意讓出香港主權。只可惜當時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沒有這種自主性。前兩天台灣作家顏擇雅問我,英國或會猶豫,但中國呢?也會因為香港有100萬人上街而不「收回主權」嗎?我的回答是,倘若在簽署聯合聲明之前,那真的有這種可能。因為中國那時候確實需要香港去吸收外資、與國際聯繫,做金融轉換和進口高科技產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