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會第一任主席理查．伊黎（Richard T. Ely）說，他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腦中的兩大核心，就是演化以及相對性」。伊黎師從於經濟歷史學家卡爾．克尼斯（Karl Knies），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後來在美國建立「威斯康辛學派」（Wisconsin School），在20世紀前30年的進步時代中培養出很多相關學者和思想。對於伊黎這樣的人來說，演化和相對性就是質疑資本主義的最好武器。
真要說起來，影響這些德國知識分子最嚴重的東西就是達爾文主義。達爾文的演化論，讓反啟蒙的國族主義和身分認同變得似乎很科學。它不僅幫種族歧視找到生物學的理由，更摧毀了自然權利賴以存在的基礎；此外它幫人找到一種新說法，主張國家不僅應該表達人民的精神，還應該進一步主動引導社會的「進化」。這種觀念認為民族、國家、以及其中的所有制度總是一起演化，因為它們都是某個巨大的生物的一部分；國家的角色，就是負責控制管理其他器官的大腦，至於個人在整體政治中的意義，則比細胞大不了多少。創辦《新共和》雜誌的賀柏．克羅利（Herbert Croly）說，社會只不過是一個「放大版的個體」。當時可能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愛德華．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也說，社會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它就像所有高等生物一樣，都會本能性地想要活下去。」根據這些人的想法，資本主義之所以會一團混亂，就是因為違反了這項原理。生物體內的各個器官必須同心協力，怎麼能彼此競爭？
不過我並不想把美國當時的中央集權，說成是德國實驗室洩漏出來的病毒感染的結果。除了上述德國思想以外，美國知識分子也打造出了一些新概念，其中最重要的2個，莫過於重新詮釋古代基督教義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以及認為國家應該要把不健康的雜草修剪乾淨的優生學。
社會福音跟盧梭一樣，認為社會應該給予人們精神救贖，如果過去沒做，現在就該做。但逐一拯救每個人的靈魂，就永遠救不完，必須要直接改變國家。伊黎認為國家不僅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同時也是上帝的工具。「國家比任何其他機構，都更能讓上帝的旨意普及世間，」因此是「祂最重要的工具」。社會福音的牧師山謬．贊恩．巴頓（Samuel Zane Batten）認為，他那個時代最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國家「能不能讓人們攜手合作，尋找上帝的國和上帝的義」（他自己當然希望可以啦）。而在當時要實現社會正義，首要之務就是推倒資本主義、破除個人主義。當時社會福音運動最重要的知識分子沃爾特．勞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說，「我們必須停止毫無章法的彼此競爭，轉為有機的互助合作。但如果理想的社會制度沒辦法比現在的經濟制度，更有效地讓人舒舒服服地吃飽穿暖，我們還不如回到資本主義算了……」但他當然不想要這樣的結果，所以他說「哪個上帝能夠降低糧食價格，我們就崇拜哪個上帝。」
就是有這種神學思想，優生學才會蔚為流行。我們這裡不需要詳述美國優生學的歷史，只需要知道當時的人們把優生學當成尖端科學，而且即使有少數不同意見，大部分的人也都認為要把花園中的雜草拔除，社會才能進步就可以了。賀柏．克羅利在美國進步主義的聖經級著作《美國生活的應許》（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中說，國家有義務「為了真正最優秀的人去改變社會」。理查．伊黎也認為進步主義必須承認「人擇優於天擇」。自由生育照理來說是幸福的必要條件之一，他卻認為不應該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生育，因為很容易生下不健康的人。伊黎說，由科學家專業規劃出的社會「會讓我們擁有理想的下一代。最偉大的詞將不再是天擇，而是社會選擇。」
＊作者為美國企業研究所應用自由領域的執行主席、保守派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資深編輯，也是一名暢銷作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西方的自殺：人性本能如何反噬西方文明？》（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