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之前，余先生所受的傳統教育與他的前輩並無太大差別，現代知識則幾乎是一片空白，「僅僅學會了26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故事至此，卻沒有按照常人的推理前行。余先生到了北平，別有新天地。我問不出他那時候讀英文的訣竅，只知道是「苦學」！幸虧那是「非常時期」，沒有像今天「正常時期」這樣要求數、理、化樣樣都學。像張充和當年用「張旋」的假名報考北京大學，結果數學得了0分，國文得了滿分，考試委員會經過爭論後錄取了她，今天會有這樣的事情嗎？余先生那時也考過幾個大學，1949年秋季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2年級，正式讀了1個學期。細讀余先生為《一滴淚》作的序〈「國家不幸詩家幸」〉，可見他在燕京大學的時間雖短，卻有難以忘卻的感情。
我們初次見面時，余先生專門推薦我讀一讀巫寧坤先生的《一滴淚》。恕我孤陋寡聞，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巫寧坤」的名字。告別時我從余先生家裡帶走《一滴淚》，在火車上一路看來，到了波士頓時，我打電話給余先生：「不知巫先生現在哪裡？如果有機會訪問他就好了。」「他現在就住在華盛頓。」2007年12月6日晚上，我坐在巫寧坤先生家裡，發生了一個有趣的插曲。
我將從余先生家帶來的《一滴淚》取出，請巫先生簽名，巫先生一看：「哎呀！這本書是我送給余先生的，扉頁上是我題的詩。」我嚇了一跳：這麼多天來我竟然誤以為那首詩是印在扉頁上的！我即刻向巫先生道歉，巫先生哈哈大笑：「沒有關係，這本由我寄回給余先生好了，我再送給你一本。」隨後便在贈我的那本書扉頁上題詩：「四海無家一滴淚，萬里還鄉半步橋。」當晚從巫先生家回來，我打電話給余先生，為書的事情道歉，余先生反而安慰我：「這是我的疏忽。」幾天後，巫先生用英文寫信告訴我，他和余先生在電話裡談起這件事，笑個不停。我彷彿聽見他們爽朗的笑聲。
在巫先生家，我發現他有一個特點：幾乎每講完一句話都會笑。而書桌上引人注目的是喬志高、巫寧坤、余英時3人並肩大笑的照片。我問起喬志高先生的近況，巫先生說：喬志高先生不喜歡華盛頓冬天的寒冷，已回到佛羅里達過冬去了。後來我在電話中向余先生請教喬志高先生的經歷與學問，喬志高先生原名高克毅，1912年生，為人豁達。「明年有機會再到美國，我一定要訪問高先生。」我對余先生說。話猶在耳，高先生2008年3月1日在佛羅里達逝世了。雖然高先生享高壽九十有六，真謂喜喪，但對我來說，無緣相見，不勝悵然。
巫寧坤的《一滴淚》中說：「1951年7月18日早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威爾遜總統號郵輪，伯頓夫婦和政道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8年的故土了。」到了北京，在前門火車站接巫寧坤的是燕京大學西語系主任趙蘿蕤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