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產損失部分，總督府統計：全毀的房屋有29,191棟，半毀的有17,127棟，合計46,318棟。工廠被炸毀202座。其中電力、供水、電信、交通方面遭慘重損失。
1945年5月31日，台灣當年的政治權力中心現在的總統府，當年的總督府，也遭大轟炸襲擊，大半建築被毀。整個台北市區在熊熊大火中，燃燒一整夜。
目前有各種推戰攻略曝光，但我仍然不敢想，當台灣被捲入戰爭，各地居民該如何疏散？我們該演練？還是要深信，戰爭不會開打？繼續過我們的小日子？
我曾經在2006年製作過一部歷史紀錄片《邊緣戰爭---二戰下的台灣》。這部紀錄片訪問了將近100位被戰爭動員，以各種身份直接或間接加入戰場的台灣年輕人。
二戰結束後，台灣從此揮別了50年擁抱的日本太陽旗，轉向一面陌生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台籍助理護士蔣梅阿姨在1945年戰爭結束時，人在廣東第一陸軍兵站醫院，被送往珠江三角洲的外島。她說：「日本是敗軍，中國變成勝利軍，我們聽到消息很激動，很多人都哭了！我們從來沒想過日本會戰敗，把我們給中國接收去，那我們的大和精神怎麼辦？我們突然被告知要分成兩邊，一邊是戰敗國日本；一邊是戰勝國中國。我們站在戰勝國的中國，應該是很開心，但心中卻感到被日本遺棄。」
蔣梅回憶到此場景，依舊流下了被日本拋棄的眼淚。但真正被遺棄的，其實是戰後，被國際法庭審判的台灣人。
曾經在婆羅洲古晉的日軍戰俘營裡，看管戰俘的台籍監視員柯景星，在二戰結束前兩個月，接到日軍的刺殺指令。柯景星說：「那天我們被叫要集合，日軍喊一聲說『命令』，刀全部拔起來，另一手拿短槍，要求我們面向俘虜，一步向前，把他們刺死。我面前那個人是印度人，叫做Muntainshin，是被我刺死的。」
我問柯景星是否會感到愧咎？他說：「想到那一幕，心裏是很難受的。但是天要我殺你，不是我要殺你。」
還有監視員是聽令日軍的命令，打了戰俘，並不知道國際法規定，不可以虐待戰俘。柯景星後來變成戰犯，本來被判死刑，他堅持自己是聽令長官命令，並不是刻意犯罪，減刑成為10年。部分超過15年刑期的二戰戰犯，後來又被送往日本的巢鴨監獄。當年不到20歲入伍的年輕人，出獄時，已是將近40的狀年人。二戰結束後，台籍戰犯173人，26位台籍青年被判死刑，其餘被關押在各地戰俘營。這些戰俘營北至西伯利亞，南到印尼。他們何其無辜成為日本的代罪羔羊，戰後求償無門。
關於二戰下台灣人的命運，很多人喜歡引述前總統李登輝在1993年提出「台灣人的悲哀」論述。認為台灣人沒有統治自己的權利，只能被來去的外來政權掌控，其中包括1949的蔣介石政權。
政權會崛起、會消亡，國家也是一樣。不論效忠哪一個國家？捍衛哪一種政權？沒有人會熱愛戰爭，沒有人會不想要和平。
在國際局勢裡，當中美權力者想開闢戰場，台灣成為戰地，成了棋盤上的棋子，台灣人成了被犧牲的對象，我們究竟能換來什麼？是台灣就此獨立？還是台灣未來更有機會？
歷史從來不會給執政者怎樣的啟示。理由很簡單，因為大家指論述對政黨有利的歷史，而不是讓人民看到歷史的全像。
不論你愛不愛「中華民國」？又或者你喜歡用「台灣」來代稱「中華民國」？
全面向的認識、理解1949，對團結台灣社會其實是有正向的幫助。
最後我想說：如果1949是台灣現今矛盾的開端，那就讓我們回到創造故事的原點，重新回看吧！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紀錄片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