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當我公司投入鉅資，完成規劃之後，起造前，合資公司土地，卻為時任國土資源部長的周永康強奪，再以賤價轉移給特定人開發，圖利其貪腐團夥。
我概稱這些人為周永康貪腐團夥，有人稱之為「江派」。
因為訴訟金額龐大，我依國台辦指示，將其中部份，申請商務仲裁。
1999年，我商務仲裁贏了，本應於40日內執行的，但是因周永康團夥權勢日大，指使最高法院，阻撓執行法院執行，再指使被執行人地儀廠盜取合資公司圖章，做假賬，謊稱已履行裁決。
我從此打了20 年的官司，可以說是步步血淚。北京市中院，在最高法院壓力下，睜眼說瞎話，做枉法裁決，誣指我已收到執行款，又自己用掉了。
2013年，北京市高院的審判長孫衛民，認真的開了三次庭，查明那幾年我人在台灣，沒收到款，也未在任何財務傳票上簽過字。我知他承受壓力，但是，終審裁定，商務仲裁應執行。結果他受到最高法院「關切」。如果他受到打壓，我請習近平為他平反。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有良知的司法官。
更可懼者，終審裁定之後，最高法院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紙函件，通知執行法院「本案不必執行，逕行結案」。其惡行無法無天，駭人聽聞。我的律師親眼看見函件，海基會要我影印，執行法院不准。
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禍源就在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他所掌控的最高法院。
之後，周永康雖然入獄了，但其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阻撓法院執行。我和1650股東，迄今分毫皆未取回。
我和曹興誠同樣是受害者，有人問我，為何不駡？
我不駡，並非懦弱。我曾駡過，可是，駡有何用？中國政治的水太深，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我認為應雨過天青了，我寫了一封求助函，我相信習近平看了我的信，一定會立即處理。可是每每臨門一腳，總有人將信擋下。我只能相信，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仍無所不在。
反貪腐必需除惡務盡，否則連國台辦也不敢為受害台商伸張正義。
要層級低的國台辦，去找政治局常委為台商討公道，本來就不務實。
且不說政治局常委，即便是有權勢的地方勢力或涉入貪腐的紅二代，只要是背靠江派，國台辦也無能為力。
日久，台商民怨四起，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大陸的行政與司法。
我的1650個股東，有很多是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更多的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以其退休金投資的。這些人都年已老邁，心中有怨，在台灣民間不斷傳播，國台辦就是辦一萬場兩岸交流，提供再多的惠台措施，恐也抵不過本案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傷害。
本案拖累許多台灣企業家，我無意揭露。但有一人我必需提，我的好友溫世仁，在1990年代，在甘肅的窮困偏鄉黃羊川，他捐助許多電腦和網路設備，讓貧窮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主導的「千鄉萬才」計劃，幫助西部貧窮的孩子們走出荒漠大山。可以看得出，早年台灣企業家，對大陸弱勢族群民胞物與的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