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浩說：「彭家浩說：其實是不是可能中國政府對香港那種文化的干預，或者身份認同嘗試強行去付諸一些中國人的情懷，這件事情可能我們未必認同，可能有些核心價值同香港人也有出入，譬如法治、自由、民主，這些東西都是中國政府嘗試進行打壓，或者很明顯同香港人的期望有出入，譬如香港人是希望有普選特首、行政長官，在2014年的雨傘革命提出有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但是中國政府以「8-31決定」不容許有這件事情出現，很明顯有價值觀的出入。」
彭家浩表示，近年香港年輕人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感覺愈來愈強烈，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而身份認同亦影響香港年輕一代參與社運的取態，亦反映在近年香港學界不參與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
彭家浩說：「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就不可以用同胞或者中國人這個身份去包裝，而出席這個（六四燭光）晚會。」
19歲的香港大學生會會長黃程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身份認同的影響，不是對六四這件事的感受，而是對於責任關係，他認為身份認同與責任最有關係。
黃程鋒說：「我們常常會說責任這件事情隨著身份而來，我想你說現在這個時代的我們，比較少人會說自己、即是我們對於中國人這個身份有一個比較少的認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想好像以前的論述一樣，就是說隨著六四事件引伸出來的建設民主中國這種責任，究竟我們認不認同，我想是這個「位」，我們同以前的人，或者特地講，同支聯會有距離。」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區倬僖表示，香港人對社運的取態以路線有世代差異，可能上一代親身經歷過六四事件，他們在那個紛圍下長大，民主意識的追求都是由八九民運那個時候開始，六四事件對於上一代香港人而言，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政治啟蒙，但是對他們千禧世代的香港人而言，政治啟蒙可能是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或者2014年的雨傘運動。
區倬僖表示，他們這一代對六四事件已經沒有太大的情感牽連，他們會用理性的角度，純粹是一件歷史事件的視角去看待。
區倬僖說：「我們同支聯會或者那些人的差距、差異，是雨傘革命後衍生出來的路線的不同。可能在雨傘革命的中、後期，本土意識不斷在膨脹，尤其是香港年青人更加傾向於本土意識當中，都會見到雨傘革命之後，各界的大專院校都陸陸續續由以前比較溫和的泛民主派的意識型態，轉變到去本土派的思潮，令本土派與泛民主派的路線的差異更加顯現出來。」
區倬僖又表示，經歷過雨傘運動以及2016年的旺角衝突之後，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這麼大型的社會運動，或者自己投放了這麼多時間心力，都未能爭取任何改變，甚至現在香港的政制各方面的發展都停滯不前，甚至有倒退的跡象，會令很多香港人變得灰心，他坦言目前學界處於社運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