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安妮·艾諾 (Annie Ernaux) 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讚譽她，稱她 50 年來「毫不妥協」(不得不寫) 的作品，探索了「性別、語言和階級差異巨大的生活」。說她用「勇氣和臨床敏銳度」講述了大部分自傳故事，這些故事揭示了「社會經驗的矛盾描述了羞恥、屈辱、嫉妒或無法看到自己是誰」。
安妮·艾諾 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女性，她告訴記者，該獎項創造了「繼續與不公正作鬥爭」的責任。她說文學不會產生「直接影響」，但她仍然覺得有必要繼續為「婦女和受壓迫者」的權利而鬥爭。主張「冷的文學」的高行健一定不欣賞這樣的主張或評價，因為他認為「文學」不必為任何事「服務」，尤其不為政治服務。
偉大的作家，必須有與眾不同的人生嗎？
安妮·艾諾的二十幾部小說，被稱為「自傳體式的小說」，探索了生活經歷的記憶——既非凡又相關——包括後街墮胎；失敗的婚外情；她父母的去世；乳腺癌、失智症。這些你我都可能遇上的，看起來並不驚世駭俗的人生經歷，如何做到「為婦女和受壓迫者的權利而鬥爭」的偉大使命呢？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是過著與眾不同的人生的人，才能成其為「偉大」嗎？
安妮·艾諾不是一個學霸型的學者，而是一個從社會底層，與你我一樣平凡的家庭長大的女人。《紐約客》在 2020 年寫道，在她的 20 本書中，「她一直致力於一項任務：挖掘自己的生活」，她的獲獎給草根型的作家很大的鼓舞。根據安妮·艾諾的網站，她的父母經營著一家咖啡館和雜貨店，當她遇到來自中產階級背景的女孩時，她第一次體驗到「她的工人階級父母和環境的恥辱」。這種「恥辱感」在她的小說裡似乎成為反覆出現的印記。
近代中國的自傳體小說並不少見
說起自傳體小說，我第一個想起的，是差一點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沈從文。他的著作，除了晚年寫成的中國服飾研究之外，其他作品都在寫自己和湘西的故事，是典型的自傳體作家。沈從文的《邊城》寫出了一種如夢似幻之美，像擺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來都顯得相當理想化。事實上，十八世紀中國小說，可以說是自傳體小說最偉大的時期之一，包括：《紅樓夢》、《儒林外使》以及《浮生六記》。為什麼中國小說在 18 世紀變得越來越「流行」自傳體，可能是中國文人地位的變化促成了小說這一新特徵的興起。隨著許多文人越來越無法擔任官職，必須找到新的角色和新的身份，使他們能夠保留對精英成員的要求。自傳體小說能夠使作者與自己保持距離，促進了對替代角色和身份的探索。
